对财富、王权与世俗享乐的渴求—— 中国形象的象征意义

巴柔指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一个社会在审视和想象着‘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毫无疑义，异国形象事实上，同样能够说出对本土文化的有时难以感受、表述、想象到的某些东西。”^[119]因此，“形象学所研究的绝不是形象真伪的程度，……也决不仅限于研究对简称为‘现实’的东西所做的文学置换。它应该研究的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研究那些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线。”^[120]在这里，巴柔为我们指出了形象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并非一味探究异国形象的真实程度与现实的关系，而是更要弄清形象是怎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一种文学体系或一个社会集体想象物中的象征语言的。(https://www.daowen.com)

以鄂多立克、马可·波罗和曼德维尔为代表的传教士、商人和文学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把一个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的中国形象带入了中世纪晚期欧洲文化视野，开启了之后近两个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神话”的幻象之门。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指出，“马可·波罗一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就已经为中世纪的欧洲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这一发现对欧洲人的思想习惯有着深远的影响。”^[121]可以说，欧洲人在发现新世界之前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中国，因为“中国神话”的巨大魅力，并不仅仅是表面上所看到的遥远的东方民族的物质繁荣，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社会的政治隐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