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 经济的发展——渴望财富与世俗享乐
中世纪末期，欧洲正处在封建制度解体时期，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兴起。在意大利北部地中海沿岸以及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等一些重要的商道上，一些商业城市空前地繁荣起来。在这些城市里，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金属制造业、羊毛纺织业等不断发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对原材料和拓展海外市场的需求带动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意大利成了欧洲商贸最发达的地区，意大利商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财富，商人们不断冒险开辟新的航路。
此外，城市的兴起，催生了以追求物质享乐为人生乐趣的新兴市民阶层。他们不仅要求拥有广泛的经济事务的权力，还在为争取与封建贵族平等的政治地位而不断斗争。他们反对中世纪基督教所倡导的禁欲的生活，注重世俗享乐，认为追求财富、性爱是合理的要求。
遥远的东方不再是神秘的未知世界，而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世俗乐园，正是对财富与享乐的追寻，激起了欧洲人的冒险精神和航海热情，它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催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哥伦布就曾经读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鼓舞和启示，踏上了寻找“黄金国”的航程的。他本来要去的地方是富庶的东方，而结果航行到了美洲，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
综上所述，思想上的压抑，政治上的野心以及追求财富和世俗享乐的欲望，“使得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人渴求一种物质化的异域形象，以帮助其超越当时基督教文化所面临的困境。”[122]而这一时期所创造的中国形象，无疑具有了这一类型化的意义和价值，那就是：相对于中世纪晚期混乱、落后的欧洲来说，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宗教、文化方面，大汗统治下的中国，都可以称得上是财富与享乐的世俗人间天堂。
正如布吕奈尔所说，“形象是神话和海市蜃楼——充满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它唤醒和激起我们不受冷静的理性控制的好感，因为这种诱惑力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梦幻和欲望的喷射。”[123]中国的富饶、秩序与强大的王权，与欧洲的贫困、混乱和王权衰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欧洲人在谈论这些差别时，不仅体验到了对自身缺憾的压抑和不满，同时也蕴含了渴望自我改造、自我超越的动力和希望。如果说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与其说它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不如说它更真实地表现了西方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幻想。“从中我们既可读到模糊的中国形象，也可以发现投射到中国形象中的西方中世纪文化所压抑的欲望与恐惧。”[124]
因此，所谓的“中国神话”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神话化”的中国形象，同时也使我们透过其文本捕捉到其所蕴含的西方文化精神的象征意义。亦或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即是中世纪末欧洲文艺复兴前期与资本主义早期的世俗精神、绝对君权主义、海外扩张欲望的隐喻。正是在这样一些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欧洲人焕发了对中国这一古老、遥远、陌生的异域文明的激情，它诱使冒险家们纷纷出海，前去寻找地图上没有的海洋和陆地；它激励着人文主义者敢于向基督教禁欲主义挑战，大胆追求现世的幸福和世俗的享乐；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贸易和城市经济，使君权敢于对抗教权。在这些历史前进的进程中，不可否认地包含着中国形象的影响。
【注释】
[1]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第四卷13，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317～318页。
[2]参见：（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3]参见：（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6页。
[4]（英）G.F.赫德逊著；王尊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7～108页。
[5]参见：周宁编著：《契丹传奇》，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6]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4页。
[7]（英）H.裕尔撰，（法）H.考迪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7页。
[8]（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上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1～72页。
[9]同上，第72页。
[10]注释：“上帝之鞭”这个词起源于匈奴王阿提拉，公元448～450年阿提拉带领北匈奴部族入侵了东、西罗马、高卢、巴尔干等地，使得欧洲人闻之色变，欧洲的基督徒们将外族入侵认为是上帝在惩戒他们，于是就有了“上帝之鞭”的称呼。
[11]参见：杨志玖：《马可波罗与长老约翰》，见：杨志玖著：《马可波罗在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1～171页。
[12]耿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页。
[13]参见：刘震著：《中国的名字叫契丹》，《大科技（百科探索）》2008年，第5期。
[14]耿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9页。
[15]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8～290，331～336页。
[16]耿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8页。
[17]同上，第50页。
[18]同上，第49～50页。
[19]耿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2页，注释【53】。
[20]同上，第302～303页。
[21]耿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2页。
[22]（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23]耿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4页。
[24]周宁编著：《2000年西方看中国》（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25]耿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4页。
[26]耿昇，何高济译：《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80页。
[27]同上，第235页。
[28]同上，第235页。
[29]同上，第250页。
[30]（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60页。
[31]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8页。
[32]同上。
[33]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8页。
[34]同上，第226页。
[35]同上，第232页。
[36]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3页。
[37]同上，第353页。
[38]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5页。
[39]同上，第356页。
[40]（英）G.F.赫德逊著；王尊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35页。
[41]“四大旅行家”分别指：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尼哥罗·康蒂，他们在元代都曾先后来过中国。
[42]（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0页。
[43]周宁编注：《契丹传奇》，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5页。
[44]葛桂录著：《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3～4页。
[45]（意）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法）A.J.H.Charignon（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
[46]同上，第293页。
[47]同上，第294页。
[48]同上，第389页。
[49]同上，第389页。
[50]（意）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法）A.J.H.Charignon（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7页。
[51]同上，第528页。
[52]同上，第372页。
[53]（意）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法）A.J.H.Charignon（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1页。
[54]同上，第512页。
[55]同上，第512页。
[56]同上，第525页。
[57]同上，第535页。
[58]同上，第361页。
[59]（意）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法）A.J.H.Charignon（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1页。(https://www.daowen.com)
[60]倪健中，宋宜昌：《风暴帝国：解读世界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王朝》（下册），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公司出版社，1997年，第1033页。
[61]（意）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法）A.J.H.Charignon（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0页。
[62]同上，第277页。
[63]同上，第288页。
[64]同上，第294页。同上，288页。
[65]同上，第291页。
[66]同上，第377页。
[67]（意）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法）A.J.H.Charignon（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4页。
[68]参见：周宁编注：《契丹传奇》，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69]（英）阿诺德·汤恩比：《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70]（意）鄂多立克著；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3页。
[71]同上，第79页。
[72]同上，第80～81页。
[73]同上，第82页。
[74]同上，第84页。
[75]同上，第88页。
[76]同上，第84页。
[77]（意）鄂多立克著；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4页。
[78]同上，第85页。
[79]同上，第70页。
[80]同上，第71页。
[81]同上，第72页。
[82]（意）鄂多立克著；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3页。
[83]同上，第91页。
[84]同上，第70页。
[85]同上，第91页。
[86]（英）曼德维尔（Mandeville，J.）著；郭泽民，葛桂录译：《曼德维尔游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1页。
[87]Bennett， Josephine Waters. The Rediscovery of Sir John Mandeville. New York： MLA， 1954， p. 259.
[88]Ibid.，p.84.
[89]Letts， Malcolm “Introduction”. In Mandeville’s Travels ： Texts and Translations . London ： Hakluyt Society，1953，2（1）：xlv.
[90]（英）曼德维尔（Mandeville，J.）著；郭泽民，葛桂录译：《曼德维尔游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1页。
[91]同上，第81页。
[92]（英）曼德维尔（Mandeville，J.）著；郭泽民，葛桂录译：《曼德维尔游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93]同上，第75页。
[94]同上，第74页。
[95]同上，第74页。
[96]同上，第129页。
[97]同上，第76页注释【1】。
[98]（英）曼德维尔（Mandeville，J.）著；郭泽民，葛桂录译：《曼德维尔游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99]同上，第94页。
[100]（英）曼德维尔（Mandeville，J.）著；郭泽民，葛桂录译：《曼德维尔游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101]同上，87～88页。
[102]（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著，孟华译：《形象》，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
[103]（英）曼德维尔（Mandeville，J.）著；郭泽民，葛桂录译：《曼德维尔游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4～85页。
[104]同上，第86～87页。
[105]（英）曼德维尔（Mandeville，J.）著；郭泽民，葛桂录译：《曼德维尔游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12～113页。
[106]同上，第113页。
[107]同上，第114页。
[108]同上，第113页。
[109]同上，第111页。
[110]（英）曼德维尔（Mandeville，J.）著；郭泽民，葛桂录译：《曼德维尔游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111]同上，第118页。
[112]同上，第127页。
[113]同上，第127页。
[114]同上，第127页。
[115]同上，第127页。
[116]（意）薄伽丘著；钱鸿嘉，泰和痒，田青译：《十日谈》，上海：译林出版社，1993年，第702～703页。
[117]（英）乔叟著；方重译：《坎特伯雷故事集》，见：《乔叟文集》下卷，上海：上海出版社，1979年，第544页。
[118]（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无事生非》第二幕第一场，见：《莎士比亚全集》戏剧卷下卷，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119]（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著，孟华译：《形象》，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6～157页。
[120]同上，第156～157页。
[121]（英）G.F.赫德逊著；王尊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37页。
[122]周宁编注：《契丹传奇》，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导论第6页。
[123]（法）布吕奈尔著；孟华译：《形象与人民心理学》，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
[124]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