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　中世纪晚期其他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曼德维尔游记》自成书以来很快成为了欧洲最畅销的图书之一，其后数个世纪中，它仍为人们广泛阅读，其读者中不乏有达·芬奇、莎士比亚、马克思等对人类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该书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是因为作者采用了当时最容易为人接受的通俗小说的叙述方式，并综合了那个时代所拥有的关于东方的所有的传说和事实，在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期待视域下构筑了一个类型化的中国形象。可以说，在地理大发现以前，它和《马可波罗行纪》一起，被视为关于东方知识的百科全书。(https://www.daowen.com)

马可·波罗把真的说得像假的，以致备受猜疑；而曼德维尔把假的说得像真的，却比前者更令人信服，更受欢迎。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前者只将注意力放在如何向欧洲人展现一种新的文化形象，而后者则更注重于对这种在各个方面都迥异于欧洲的新文化的归化与认同上。

1368年，随着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蒙古人退出了中原，回到了塞外，蒙元帝国也随之崩溃了，直至16世纪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沿海，期间几乎没有欧洲人到过中国。现实世界的旅行虽然结束了，但中国并没有被遗忘，作为财富和人间乐园象征的中国神话仍不时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地刺激着西方人对中国的欲望与想象。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第十天讲的是宣扬人类美德的故事，其中第三则故事发生在契丹：“如果那些到过契丹的热那亚或其他地方人回来后的叙述可信的话，那么有一件事该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契丹有一位门第高贵，富裕无比的人，名叫纳坦。他有一所房子，就在一条交通要道旁边，凡是前往东方的西方人，或者前来西方的东方人，都要走这条大道。他为人慷慨大度，很想干一番事业，以便出名。于是，他请来好多工匠，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起了一座十分富丽的大厦，其豪华真是前所未见，里面的陈设也极讲究，足可款待天下各色宾客。而且他的家里仆役众多，不管什么人到得那里，都会受到热烈隆重的款待……”^[116]《十日谈》中的故事大多发生在意大利及周围地区，而唯独这个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契丹，或许，在作者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中国更适合作为这个财富与道德的故事的背景了。

14世纪的最后15年中，乔叟创作了他的巅峰之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其中在《侍从的故事》一节中提到了成吉思汗，“在鞑靼国内萨雷地方曾有一个国王，带兵攻打俄罗斯，因而许多勇士都战死了。这位国王名叫成吉思汗，在他那个时期，他的声誉和才能，超过了任何一国的帝王。凡是帝王所应有的一切品质他都齐备。他出生于哪一教就始终诚信着，立誓尊奉；他又勇敢、贤明、富有、守信、遇事仁爱、公正、生性稳健、像大地的中心一般；他人年轻、活泼、坚强、善良，如朝廷中任何一个武士。一表人才，是幸运的受宠者，永远保持着他的高贵地位，举世无匹……”。^[117]在大汗的生日宴会上，“成吉思汗穿戴起皇冠盛服，高坐宫廷，华筵礼庆，世上再没有这样华贵的了……在上过第三道菜之后，国王正高坐席上倾听歌手的弹奏，忽而由庭门进来一个武士，骑着一匹铜马，手中拿的是一面宽大的玻璃镜。大指上戴了一只金戒，身旁挂着明剑。他一径骑到高席前面。这时全庭无声……”武士为大汗带来四件法宝，铜马可以驮着主人去任何地方，玻璃镜让人明辨是非，金戒让人听懂鸟的语言，明剑能医治创伤。读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成吉思汗已经被彻头彻尾地打造成了欧洲中世纪传奇中的骑士王的形象了。

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中男主人公培尼狄克在提到其恋人贝特丽丝时曾尖酸地说道：“我现在愿意到地球的那一边去，给您干无论哪一件您所能想得到的最琐细的差使：我愿意给您从亚洲最远的边界上拿一根牙签回来；我愿意给您到埃塞俄比亚去量一量护法王约翰的脚有多长；我愿意给您去从蒙古大可汗的脸上拔下一根胡须，或者到侏儒国里去办些无论什么事情；可是我不愿意跟妖精谈三句话儿。”^[118]在这些段落里，字里行间无不隐含着来自曼德维尔的恩泽滋润所激发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