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时期中国形象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蒙元帝国的崩溃宣告了“蒙古和平”时代的结束，曾经通畅的陆路交通又变得举步维艰了，这迫使欧洲人不得不从海上寻求通向东方的道路，从此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15世纪西方对海洋的开发是由葡萄牙人和紧随其后的西班牙人组织的。无论是在地理知识方面还是航海技术上，葡萄牙都是意大利的学生。里斯本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正好位于威尼斯和热那亚通向佛兰德斯的直布罗陀海峡的航线上。而当时的意大利，通过十字军东征和与东方的贸易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变得十分富裕并赋有冒险精神。这给了葡萄牙人灵感，他们开始试图自己开辟一条直接到达东方的新航线，从而打破意大利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https://www.daowen.com)
此外，这一时期人类进行环球旅行的物质条件也已经具备了。
首先，“地圆说”已普遍为人们接受。其实，早在公元前2世纪，这一学说就已经由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提出来了，但只是理论上的推论，从未得到实践验证。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再次发现了这一学说，1409年，湮没了1000多年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被译成了拉丁文，“地圆说”得以广泛传播。托斯卡内利根据“地圆说”绘制了一张世界地图，将印度置于大西洋西岸，认为只要一直向西就会到达东方，在他写给哥伦布的信中说：“在下依此航行，即可抵产香料宝石之国。其地肥美，最为富厚。仆言其国在西，而普通则皆谓在东。足下或讶异，不解其故也。然苟一思地为圆形，向西直，经地之下面，其地自可达也。若由陆路，经地之上，则其地方向固在东方也。……由里斯本向西直行，可抵京师城（Quinsay，即杭州），城市美丽，人烟稠密。图中表示两地距离共二十六方格，每方格长二百五十迈耳。京师周围一百迈耳。城內有桥十处。京师之义，犹云天城（City of Heaven）也。前人至其地者，述各种奇事、巧匠，富厚甲天下。由里斯本至京师间，道里几占全球三分之一。”[2]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对地球表面陆地和海洋的方位和距离都有了新的认识。15世纪，在葡萄牙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地图学，其所绘制的地图，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当时的欧洲都是一流的。
其次，在航海和造船技术方面的不断发展也使欧洲人克服了远航的障碍。中国的“四大发明”由阿拉伯人传入了欧洲，15世纪在葡萄牙的多桅轻便快帆船上已普遍使用罗盘、火炮、六分仪、三角帆等设备，这种经过改良的快船专为远航而设计，航速快、安全、载重量大，而且操纵极为灵活，即使逆风也能快速行驶。这些航海和造船技术革命性的提高，使葡萄牙处于了领先地位。
另外，葡萄牙之所以走在其他欧洲国家前面和统治者的提倡是分不开的。素有“航海家”之称的亨利亲王（Henry the Navigator，1394～1460），是国王诺昂一世的第三子，一生热衷于航海和探险。据说，亨利曾受到其兄佩德罗王子的影响，1428年，从欧洲旅行归来的佩德罗为亨利带回了一本《马可波罗行纪》，从此，它为年轻的亨利开启了冒险之路的大门。在他的资助下，葡萄牙建立了著名的多桅帆船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沿非洲海岸的探险活动。先后发现了马德拉岛、佛得角群岛，并从直布罗陀沿非洲西海岸到达几内亚湾。1487年，迪亚士的船队到达非洲南端，发现好望角，并进入印度洋；1498年，达·迦马为首的船队沿迪亚士航线继续向前，经非洲东岸到达了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Calicut），开辟了一条绕非洲南端到印度的新航线并在非洲东海岸建立了中转站，打破了阿拉伯人控制印度洋航路的局面，成为了控制香料之路的新主人。
与葡萄牙人积极探索新航路的同时，比其稍晚的西班牙人也开始了海上的探险。由于葡萄牙人已经控制了沿非洲西海岸向南的航线，使得西班牙人不得不向另一个方向，即穿越大西洋向西挺进，而这一创举是由哥伦布实现的。哥伦布（Christophe Columbus，约1451～1506），出生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是《马可波罗行纪》的忠实读者，同时对“地圆说”深信不疑，认为从欧洲向西航行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他曾向葡萄牙政府提出过他的计划，但遭到了拒绝，因为葡萄牙人相信到达东方最近的路程就是非洲航线。经过十多年的游说，1492年，终于得到了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Fernando II el Católico）和王后伊莎贝拉（Isabel I la Católica）的资助，带着国王和王后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踏上了西行之旅。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哥伦布先后进行了四次远航，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的航线，但他至死都没有意识到，他所到达的这些地方不是印度和中国。1519年，其后继者麦哲伦（Fernando de Magallanes，1480～1521）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Carlos I）的支持下，率船队沿南美洲东海岸南下，再经麦哲伦海峡向西进入太平洋，于1521年到达了菲律宾群岛，尽管麦哲伦本人在与当地土著人的冲突中被杀，但他的船队却顺利返回了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
早在1493年，就在哥伦布首航发现美洲，即将返回欧洲时，西、葡两国就因航海范围问题引发了争端。原因是西班牙人急于寻找一条向西抵达香料群岛的新航线，而这无疑引起了葡萄牙人的恐慌，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有人试图从已被他们控制的，并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最后，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31～1503）的斡旋下，两国于1494年签订了托尔德西拉斯（Tordesillas）条约，协议规定：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佛得角以西300里格或者西经48°到49°度之间，从南极到北极划出一条分界线。在分界线以西的地区，专有权归西班牙，葡萄牙的远征考察活动只能在分界线以东进行。两国都不得占领已经归属基督教统治者所有的任何领土。
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之后，从摩鹿加群岛满载香料而回，小小的维多利亚号装载的香料不仅弥补了探险队的全部耗费，还挣得了一大笔利润。但随后到来的西班牙人在摩鹿加却和葡萄牙人发生了激烈冲突，因为两国都认为摩鹿加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于是，1529年两国又重新签订了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ssa），用以明确这一分割在地球另一半太平洋上的位置：西班牙接受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处划定分界线，放弃了对摩鹿加群岛的全部要求，同时，葡萄牙支付西班牙35万达卡金币（ducat）[3]。
至此，从欧洲到印度和中国最有利的通商航路分别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占据了。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如荷兰、英国等为发展海上贸易，开始在高纬度地区寻找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并探险世界其他地区。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一系列通往世界各地的新航线陆续被开辟出来，大片未知的土地被发现。交通条件的完善和专业化，使人类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规模更大。总之，地理大发现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舞台。
无论向西还是向东，中国都是这两条航线的终点，都是相对于欧洲来说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而远航最早的动机和灵感却来自中世纪晚期欧洲文化视野中所打造的“中国神话”。
然而，16世纪欧洲人所看到的中国已经和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大不相同了，1368年明王朝夺取政权后，由于蒙古人入侵而遭到排斥的汉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得以恢复，儒家思想重新受到了尊崇，宗教宽容政策不复存在，各宗派都被铲除了。在最初的一百年里，中国的海运事业也极为活跃，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曾派遣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所历三十余国，甚至远达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然而郑和此行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即重建中国在东南亚的威望，散财给中国东南沿海和印度洋各个岛屿及沿海国家，向他们的朝廷赠礼，并说服他们向中国纳贡，宣誓效忠。1421年，明朝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国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上。于是，海上事业被忽视了，在印度洋上前进的政策被放弃了，15世纪下半叶他们已经不再航行到马六甲海峡以西的任何地方了。正如赫德逊所说：“17世纪，西方是世界所有海洋的主人。”[4]“全世界的海洋都已经为欧洲征服，欧洲企业可以到达任何海岸”，“而深深扎根地租经济的亚洲对海洋熟视无睹”，亚洲之所以轻易把海上霸权让给了欧洲人，是“因为他们的企业背后没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商业主义的推动力和对海外扩张的不懈的国家支持，没有积极的海上雄心来促进造船和战术方面的革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