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2 清帝国自身的衰落
这一时期中国形象的转变和清帝国自身的衰落也有着一定的必然联系。18世纪末,清王朝在历经了百余年的“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后,开始出现了逐渐衰败的征兆。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帝国从盛到衰的过程也并非一日而就,许多盛世时潜伏的危机在这一时期都开始显露端倪,各种复杂的因素错综交错,导致的颓败的趋势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愈演愈烈,直至最终崩溃瓦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就曾明确地指出,“表面上看,清朝的统治到18世纪晚期正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但是在19世纪中期,它就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30]
首先是人口的过快增长与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之间的矛盾。由于“康乾盛世”时期社会的长期安定,以及明末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等的大面积种植,使得人民生活安定,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于是人口开始大规模增长,从1685年年(康熙二十四年)的一亿五千万,发展到1790年(康熙五十五年)的突破三亿,但与之相应的赖以提高粮食生产以适应人口增长速度的农业技术却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结果造成民众生活质量下降,普遍贫困,平日勉强糊口,遇到天灾人祸就会陷入饥荒。除此之外,过剩增加的农业人口数量,并没有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步,相反却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
其次是清中期以后,国家吏治败坏,各级官僚机构腐败堕落,贪腐成风。统治阶层也更加骄奢淫逸,浮华之风盛行。康熙晚期,奢靡腐败之风便已兴起,后经雍正朝推行的厉行节俭和严刑峻法等改革措施而有所控制。但到了乾隆朝,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的充实,腐化之风便又重新抬头,且日益彰显。宠臣和珅(1750~1799)专权长达二十四年,升迁四十七次,权倾朝野,百官争相谗附。在他把持朝政期间,玩弄权术,结党营私,欺上瞒下,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为了讨皇帝欢心,更是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以至于连乾隆皇帝也感到有些过分。嘉庆四年,和珅被革职查办,据不完全统计,被查抄的家产中有黄金32000余两,白银3014095两,租地1260顷,房屋1000余间,以及大量的珠宝玉器、珍玩书画、衣服饰品等不计其数[31],折合白银8亿两,相当于清朝国库十五年的收入。由此上行下效,各级大小官吏皆为了一己之私欲,横征暴敛、摊捐派差、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致使国库日益空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社会矛盾严重激化。(https://www.daowen.com)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外,造成中国形象转变的最直接的原因应该说是重农轻商的经济指导思想和闭关锁国的外交策略。从经济发展基础看,中国封建社会自战国时代形成,至清中期,已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和封闭保守的文化心理已根深蒂固。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以发展农业作为基本的治国之策,商品经济从来都是被置于补充和从属的地位。清代入关后,经济上曾一度面临困境,经过康、雍、乾三朝推行的鼓励垦荒、废止圈地、改革税制,实行“摊丁入亩”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康熙皇帝还一度开放了“海禁”,允许在广州、漳州、宁波等沿海地区进行对外贸易,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使得资本主义开始缓慢地发展。但乾隆朝后期,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耕地面积锐减,人民流离失所。1757年,乾隆皇帝又下旨停止除广州外宁波、厦门等地的对外贸易,即所谓的“一口通商”。除此之外,还对来华经商的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和场所、居留期限等严格限制,并设立公行,代表政府垄断了与西方主要的商贸往来,引起了其他商人和洋商的强烈反对,它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开始。而此时西方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工业革命的完成,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经济实力都已经超过了中国。闭关锁国阻断了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的机会,使中国与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失之交臂,从此一蹶不振。
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来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从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历程来看,则标志着商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一次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