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3 西方现代文化精神期待视野的转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18世纪末中国形象彻底的逆转与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文化精神期待视野的改变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作为一种“文化构想物”，不管西方人是以何种角度、从何种途径来观察和认识中国，也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心态来评价中国，赞扬或贬抑，对他们来说，中国始终都是与自身文化相异的“他者”。因此，一个于地理空间意义和历史时间意义上真实的中国的存在价值，远不如将它作为可供自身文化参照、比对或映衬、批判的“文化的他者”的利用价值。透过不同历史时期西方人描述的中国形象，我们不仅能看到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更多是看到对西方文化自身时代精神的感召和呼唤。并且，随着这种文化精神的不断体悟和更新，西方的中国形象也随之摇摆不定。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所说：“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而不是龙。”[32]
没有一种变化比18世纪末西方中国形象的逆转来得更加天翻地覆，相比之前近五个世纪的不断被美化的上升阶段，18世纪末的中国形象宛如从美好的天堂堕入了丑恶的地狱。而这一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从18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逐步确立，中国形象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为“文化他者”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从启蒙时代“乌托邦”型的描述转为了“意识形态”型的描述。所谓的“意识形态”，即是从“自我”文化价值观念出发去解读和塑造“他者”，并通过调节“他者”社会现实来迎合本书化群体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本书化社会秩序，从而确立自我文化的中心地位。
启蒙时代是西方现代意识初步形成的阶段，它起源于“中世纪的内在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和新教，经过中世纪晚期的城市文化、新教教会文化和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罗马教廷文化的酝酿阶段，最后在启蒙运动、英国、美国与法国的革命洗礼中达到完全独立。”[33]这一时期西方文化的主流是一种秉承自文艺复兴以来开放外向、批判自省的价值取向，他集中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时代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当地理大发现时代富于冒险精神的传教士和旅行者们将一个迥异于欧洲的辉煌的文明——中国，带入欧洲人的视野中时，人们一下子为对欧洲社会现实的不满和缺憾找到了一个对应的“文化他者”。中国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人们宁愿相信它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政治开明、道德高尚和宗教宽容的完美的国度，因为这一美好的中国形象已成为了当时欧洲人内心渴望变革和自我超越的欲望的影射，在现实中，人们把它当做反对教会、反对专制暴政，争取宗教宽容、开明政治和思想自由的武器。
然而，18世纪末，随着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确立，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也随之明确。这是一种建立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理性主义二元对立哲学基础上的新的世界秩序观念，它表现为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文明的价值尺度作为判断其他异己文化是自由、民主和进步，还是专制、野蛮和落后的标准。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历史进步的最前沿，西方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才具有合法性和优越性，而与之相对的遥远的东方国家则仍停滞在过去的历史之中，人民仍处于专制暴政和野蛮的奴役的状态之中。由此，每一个民族都被划入或西方或东方这一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并被贴上了或文明进步、或专制野蛮的标签。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西方中国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利用功能也发生的转变。首先是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相比之下，使得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状况越来越突出；其次，清政府的贸易壁垒政策和后来的全面禁教，导致了西方人自由贸易和天主教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失败，使欧洲人改变了昔日对中国道德高尚、宗教宽容的看法，转而将其划入了冥顽不化、自私、愚蠢的野蛮人行列；此外，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使得欧洲民主意识开始觉醒，同时也标志着欧洲人开明君主制幻想的破灭，而一度被欧洲人视为开明君主专制典范的中国，无形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相反，成为了专制暴政的典型。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国家疯狂的殖民扩张，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领域的霸权也逐渐形成。它不仅影响和支配着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自我确认的方式。萨义德开创的东方主义正是对后殖民时期“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在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密切关系的探索与实践。不管是赞美还是贬斥，西方的中国形象都是一个与西方现实相异的“文化他者”，它的文化利用功能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帮助西方完成自我超越或自我认同。
【注释】
[1]（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下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0页。
[2]同上，第252页。
[3]（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8～129页。
[4]同上，第127页。
[5]同上，第278～279页。
[6]（法）卢梭著；何兆武译：《论科学与艺术》，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3～14页。
[7]Basil Guy： The French Image of China before and after Voltaire； Genève， Institut et Muse Voltaire， Les Délices， 1963， p.339.
[8]（法）卢梭著；李平沤，何三雅译：《新爱洛伊丝》，上海：译林出版社，1993年，第426页。
[9]（英）笛福著；黄杲炘译：《鲁滨逊历险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10]（英）笛福著；黄杲炘译：《鲁滨逊历险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387～403页。
[11]同上，第387～403页。
[12]同上，第387～403页。
[13]（英）亚达·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65～66页。(https://www.daowen.com)
[14]（英）亚达·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65～66页。
[15]（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45页。
[16]同上，第264页。
[17]（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48页。
[18]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上谕，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掌故丛编》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19]《大清历朝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20]（法）佩雷菲特（Peyrefitte，Alain）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340页。
[21]Jho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4， pp.415～417.
[22]Ibid.， pp.415～417.
[23]Patrick J. N. Tuck ： An Embassy to China ： Lord Macartney’s Journal 1793-1794，edited by J. L. Cranmer Byne， London： Routledge，1962，p.212.
[24]Ibid.， p.218.
[25]（法）佩雷菲特（Peyrefitte，Alain）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562页。
[26]（英）G.F.赫德逊著；王尊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01页。
[27]Gregory Blue： China and Western social Thought in the Modern Periond， in T. Brook and G. Blue （eds），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70.
[28]周宁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1页。
[29]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1932年，第41～42页。
[30]（美）费正清著：《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31]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史料旬刊》第7期《嘉庆诛和珅案》，北京：京华印书局，1931年。
[32]（英）雷蒙·道森著；常绍民，明毅译：《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页。
[33]（德）特洛尔奇著；朱雁冰等译：《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