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彻底的逆转——马尔嘎尼使团访华
如果说18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在欧洲的对中国的批评和贬斥还只是当时热烈赞颂中国的时代大潮中的不和谐之声，那么，直到18世纪末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失败则标志着中国形象在西方人观念上的彻底逆转。
18世纪末，率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进程之中，随着国力的迅速强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迫切要求拓展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作为支撑，而拥有广阔国土和众多人口的中国自然成为了最佳的选择。与此同时，在中国，清政府在收复台湾后的第二年，即1686年，曾一度实行了开放海禁的政策，指定广州、厦门、宁波、松江等四地为对外通商口岸。1792年，英国政府任命乔治·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3～1806）为全权特使，率领一支由八百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前往中国。虽然此行是以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为名，但其真实目的也很显然，那就是要敲开中国贸易的大门。
这次出访中英两国之间首次正式通使，因此，在最初，两国政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马嘎尔尼使团携带了近600件准备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这些礼物都是精挑细选的精品，也是英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如天体仪、天球仪、望远镜、毛瑟枪、榴弹炮等。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知识渊博同时又有着丰富经验的外交家，马嘎尔尼本人也非常看重自己所承担的这次使命，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能让他去实地考察中国这个一直被西方人谈论着的国家。为此，他做了精心的准备，他下有令购置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欧洲出版的所关于中国的书籍，在漫长的旅途中，他潜心阅读这些资料，试图掌握这个国家的全部情况和时下流行的关于中国的各种观点。与此同时，英国使团到访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乾隆皇帝也龙颜大悦，特地派遣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接待英国使节。1793年8月，当英使团乘坐的皇家战舰“狮子号”和两艘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时，受到了中国官员的隆重接待，送上了大量的食品作为礼物。英国使团的副使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详细地记录了这次会面以及赠送礼物情景，由于礼物太多，而英国舰船上空间狭小，所以只能收下一部分。更令英国人吃惊的是，这些礼物仅仅是一个见面礼，在以后的行程中，中国人的慷慨着实令他们受宠若惊，“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来。使节团所受的款待，特别是在土伦港、舟山、登州府和此地所受到的，除了东方以外，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是少见的”[15] ，“大量丰富的日用品不但供应到全体团员，而且普遍供应到使节团的所有技匠，卫队和仆人。看来中国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费以求尽到对于使节团的豪华供应”[16]。英国使团一路上所受到的热情接待经由英国商人之口先行传回了伦敦，整个英国为之欢欣鼓舞，对这次出使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中国官员对英国使团携带的礼品更为关心，请求将礼品单送呈皇帝御览，考虑到若只将礼品名单简单地翻译出来而无法体现礼品的真正价值，英国人还特地附上了一份关于各样礼物性质和功能的详细介绍，在其序言中这样写道：“英王陛下为了向中国皇帝陛下表达其崇高的敬意，特从他的最优秀卓异的臣属中遴选出一位特使万里迢迢前来觐见，礼品的选择自不能不力求郑重以使其适应于这样一个崇高的使命。贵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任何贵重礼品在贵国看来都不足称为珍奇。一切华而不实的奇巧物品更不应拿来充当这样隆重使命的礼物。英王陛下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只精选一些能够代表欧洲现代科学技术进展情况及确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作为向中国皇帝呈献的礼物。两个国家皇帝之间的交往，礼物所代表的意义远比礼物本身更珍贵。”[17]
但是，好的开始并没有成为成功的一半，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那么令他们感到愉快了。就在双方兴致勃勃地等待正式会见的时候，却因朝见礼仪的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按照清廷的规定，凡外国来华觐见的使臣，必须要向皇帝行三拜九叩大礼，而马嘎尔尼认为这样做有损大英帝国尊严，坚持行觐见英国国王时的礼仪，即单膝下跪、吻手礼，并坚决反对任何把英国视为中国藩属国的解释。双方一时争持不下，陷入了僵局。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的表现也十分不满，在上谕中斥责道：“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亦然。”[18]鉴于英国使团面临着随时被驱逐的危险，马嘎尔尼不得不收敛了一些娇吟的态度，清政府也适当地做出了一些让步，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在八月初十日的礼节性欢迎宴会上，使节行英式礼节，而到八月十三日乾隆皇帝的万寿大典上，则要行中式的三拜九叩大礼。在后来斯当东的记载中，证实了马嘎尔尼在八月十日向乾隆皇帝递交国书时行的是单膝跪地礼，并且特意说明皇帝并没有不悦，相反却是十分的愉快自如。而八月十三日皇帝的生日庆典上，皇帝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英国使节及随从只是和众亲贵们一起朝皇帝所在的方向行礼祝寿，和中国人叩拜礼不同，英国人行的是深鞠躬礼。但在中国《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中却记载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虽然不习惯叩头，但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下去了。(https://www.daowen.com)
虽然关于礼节的细节双方说法不一，但这次使命失败的结局却就此注定了。庆典过后，英国使团便被催促启程回国，因为按照清朝律例规定，外国使节在京逗留时间不得超过40天。而马嘎尔尼则认为事情才刚刚开始，急切地要求谈判，并提出了六项请求：一、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从事商业活动；二、按照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洋行，买卖货物；三、在舟山附近划一未设防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于商船停靠，存放货物或商人居住；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皆以免税或减税优待；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并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这些要求在转奏给乾隆皇帝之后，终于触怒了龙颜，也令他看到了英国人的真实目的，震怒之下，乾隆断然拒绝了所有请求，在回复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19]
1793年10月7日，马嘎尔尼一行在清政府的催促下，带着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灰溜溜地离开北京，沿途各地官员被告知严加防范，以防英国人滋事。次年1月10日，英国使节在广州登船返回伦敦，标志着这次出使任务的彻底失败。正如一位使团随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20]
马嘎尔尼的中国之行以失败告终，使团虽无功而返，但是他们所带回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描述，却对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逆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标志着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中国形象从完美向丑陋的转型过程的彻底完成。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国书中，还在用外交辞令称赞中国是“君主制明智法令并以身作则而臻于完善的文明国家”，而在马嘎尔尼回国后的整理发表的日记和报告中，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字眼了，相反，马嘎尔尼已经把中国归入了腐朽衰败的东方专制帝国之列。在他看来，中国统治者的政治观念与过去一个世纪中传教士和哲学家极力渲染和宣扬的溢美之词完全不同，对“那些东方的君主来说，国家政治不是土地与国民的问题，而是个人与家族的问题”。[21]尽管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文明，但如今已经颓废衰败，濒临灭亡了，而且，更可怕的是，马嘎尔尼还指出，中国如此之腐败，以至于已经经不起任何变革了，“从奴役到自由、从依附到独立的变革，如果不以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中国的变革必须循序渐进地完成”。[22]在离开中国前，马嘎尔尼日记中总结道：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23]在接下来的日记中，他又补充说：“没有什么比用欧洲的标准判断中国会犯更大的错误。”[24]不过，马嘎尔尼并不主张对中国动用武力，但在24年后的1840年，英国人终于用炮舰实现了马嘎尔尼当初未能达到的目标。
法国学者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说：“英国使团所反映的对中国的看法预示着西方在19世纪对中国的态度，马嘎尔尼使团在西方与远东的关系中是个转折点。它既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它结束了一个世纪来的外交与商业上的接近；它在西方人中开始了对中国形象的一个修正阶投。”[25]所谓的“修正”，即意味着中国从过去那个被称颂的文明优越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被鄙夷的停滞、落后、野蛮的专制帝国，西方的中国形象从此便开始黯淡了下去，失去了往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