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　“礼仪之争”导致的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全面衰落

众所周知，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的掀起和中国形象的不断被美化，都离不开在华传教士的宣传和介绍，特别是耶稣会士，更是功不可没。正是由于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欧洲人介绍中国各方面的消息，才使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从而促进了臻于极致的完美中国形象的形成。然而，传教士们最初的初衷却是出于维护在华传教事业的目的，在“礼仪之争”中为自己的传教策略进行辩护以博得罗马教廷和广大公众对自己支持。

“礼仪之争”最初只是在华传教士因利玛窦采用的适应性传教政策而引发的一场内部的学术争论，但由于其背后隐藏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之间的民族利益冲突，以及天主教内部不同修会之间由来已久的积怨，导致争论不断升级，事态逐渐扩大，最终牵动了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的关注，并招致了二者的反感，为在华传教事业的衰落埋下了伏笔。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其继任者龙华民开始质疑其适应性传教策略，并发起了“礼仪之争”的讨论。1643年，多名我会修士范玉黎（Juan Bautistad Morale，1597—1664）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传信部提出了十七个问题，控告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政策。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发布命令，宣布“尊孔”、“祭祖”为异端行为，禁止中国教徒参加类似传统活动。而传教士将这一问题提交给了康熙皇帝，结果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康熙多次派遣使节向教皇申辩，要求撤销禁令。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Ⅶ）决定准许耶稣会传教士在不妨碍教徒的根本信仰的前提下可以按照他们的理解参加祭孔等活动。这两道前后矛盾的教令反映出教廷内部对这一争论的尚未形成统一的态度。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发布了包括禁止中国教徒用“天”或“天主”称呼上帝，以及禁止祭祀孔子以及祖先等在内的七条禁约。1715年，克雷芒十一世又发布了著名的“自登基之日”（the Bull Exilladie）通谕，再次重申了以前的禁令，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否则将被逐出教会。1721年（康熙六十年），康熙皇帝在看到罗马教廷特使嘉乐带来的“自登基之日”禁约后说：“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29]自此，尽管传教士在清朝宫廷里仍受到很高的礼遇，但却不能在进行公开的中国传教活动了，中国对天主教关上了大门。

就其原因，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在罗马教廷方面，由于教皇更迭频繁，所以始终不能全面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根据争论双方的报告作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决定，而后来，为了维护所谓的宗教的纯洁性，采取了强硬态度，试图把教廷的决定强加给中国政府和在华传教士。而在中国政府这方面，康熙皇帝开始是以友善的态度来对待传教士，规定他们只要不危害国家安全，就可以从事正常的传教活动。而随着罗马教廷态度不断强硬，无视中国和皇帝本人的尊严，导致康熙最终失去了耐心，决定下令禁教。此外，长期以来，在欧洲，耶稣会也一直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迫害，最终于1773年，在西班牙和法国的影响下，教皇克莱芒十四世敕谕取缔耶稣会，只有在不承认教皇的俄罗斯和普鲁士他们还可以继续活动，一直到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Pius VII）才又重新认可耶稣会。

耶稣会的解散，使来自传教士的关于中国的正面消息中断了，而与此同时，商人和外交使节则带回了大量的新的、但却是负面的消息。他们远不如传教士那么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但却对中国表现出的妄自尊大、封闭排外的外交政策和贸易体系倍感厌恶，因而在他们的描述中，中国形象大多是丑陋和恶劣的，这些言论深深地影响欧洲人对中国印象的改变。等到19世纪初，新教的传教士们进入中国时，中国无论是在他们眼中，还是在他们的心目中，都已和天主教传教士时代大不相同了。应该说，“礼仪之争”不仅断送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也断送了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