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药堂生产治疫成药情况
江南地区流行的治疫成药不仅仅是“凉开三宝”，还有许多品种，见于各种药目。由于当时没有系统地统计，无法获知整个区域的成药产销数据。本文所考察的8本药目，其所属的药堂在清代苏州、上海、杭州均有相当知名度，具备一定代表性。还有一些当时也较知名的药号，或未留下药目，或虽有药目但暂时无法查阅，本次研究未能纳入。
本文主要根据药目所载成药的功效和主治来确定是否属于“治疫成药”。“疫”在本文中含义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传染病[11]。但是传染病病种众多，各药目的记载又不一致，因此难以与现代传染病一一对应，有的只能作为“疑似”纳入。现根据中医对疫病的认识，将药目记载某药的功效与主治中，凡在病因、病名或症状涉及传染性、流行性因素者，均作为“治疫成药”进行统计。被纳入的关键词包括“疫”“瘟”“时行”“时邪”“四时不正之气”“喉痹”“喉闭”“烂喉”“喉风”“白喉”“痧”“霍乱”“痢疾”“疟痢”“疟疾”等，治疫成药数量统计如下（见表1）。
表1 清代江南8家药堂药目治疫成药数量统计
归纳表1中8家药堂生产成药的特点如下。
（一）药品种类丰富，覆盖疫病众多
从表1可见，8家药堂生产的治疫成药种类都超过40种，占药目所载成药总数的12%～19%。其中最多的是清光绪时期的杭州万承志堂，种类达62种。其覆盖的病种，除了属于传染病总称的“瘟疫”“疫疠”“时行”“时邪”“四时不正之气”以及关联病种极广的“痧”外，可能涉及的传染病病种，参照《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归纳有7类：一是由霍乱弧菌感染引起的霍乱病，包括“霍乱”“霍乱吐泻”“霍乱转筋”“绞肠痧”“吊脚痧”[12]；二为沙门菌肠胃炎和志贺杆菌病相关的痢疾，包括“痢疾”“下痢”“白痢”“赤痢”[13]；三为疟原虫引起的疟疾病，包括“疟疾”“各种疟”[14]；四为白喉杆菌引起的“白喉”“喉风”[15]；五为链球菌性咽喉炎相关的“喉闭”“喉痹”[16]；六为猩红热相关的“烂喉痧”[17]；七为属于天花、水痘和麻疹范畴的“痘疹”[18]。(https://www.daowen.com)
（二）通治成药多，专病专药少
药目文本中描述一种成药通常可以治疗多种疫病，鲜少出现专病专方的药物。如“万应锭”可以治疗喉闭、霍乱、瘟疫、疟痢、斑疹、伤寒、小儿痘疹惊风；“辰砂寸金丹”可以治疗霍乱、痢疾和一切外感；“紫金锭”可以治疗一切时行瘟疫；“六合定中丸”可以治疗疟痢、霍乱、痧气。即使看似为专方的“蟾酥痧气丸”也可治疗除痧症以外的“霍乱吐泻，四肢厥冷，不省人事以及山岚瘴毒”。在病证相同的情况下，一种成药方的确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即所谓“异病同方”。但与“蟾酥痧气丸”属于同方异名的“痧药”，在《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其主治功效仅仅描述为“此药专治绞肠腹痛，头晕眼黑，一时昏闭，不省人事，癍痧等症”[19]。可见药目书写者考虑到私营药堂的产品名册应兼具商业属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药物的适用范围。
（三）痧药的生产占比较高
药目中治疗痧症的成药方品种较为丰富，以《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为例，52种疫病相关成药中有18种明确可以治疗痧症。其中有关痧症的描述分几种情况：一是作为一种病名，如“盛夏行路，亢暑逼人，或空心受秽气，或多汗饮冷水以致寒热交争，痧胀腹痛”“凡春夏之交，天地郁蒸之气，流行世间，即为秽邪，人触之即成痧”；二是将“痧”作为症状描述，如“四时有不正之气，人触之则中暑中热，是为时疫至当酷暑之时，人触之则为霍乱，或吐或泻或发为痧”；三是与其他疾病合称，而成为另一种专有疾病名称，如“绞肠痧”“烂喉痧”“吊脚痧”[20]。由此发现，药目中所提及的“痧”好发于春夏之交，因接触“暑气”“秽气”“不正之气”或饮食不慎等引起，不一定具有传染性，其典型症状为“发痧”，伴随症状表现众多，如腹痛、呕恶、头胀发晕、吐泻，严重者可表现为昏沉胀闷，上下不通，四肢厥冷，不省人事，六脉皆伏，针刺无血，危险异常。痧又常与其他疾病联系，如霍乱病中表现的剧烈腹痛被称作“绞肠痧”，因大量吐泻引起全身脱水的腿部痉挛被称作“吊脚痧”，以及表现为咽喉糜烂或全身发斑疹的“烂喉痧”“喉痧”“痘疹”[21]。可见“痧”的使用范围极广，并无特定的疾病定义，而是一个疾病范围[22]。“痧”主要是指各种急症，而由于疫病发病有来势急骤、发展迅速的特点，许多“痧药”可以应用于治疗。
现代提到“痧”一般指“刮痧”，实际刮痧只是治痧方法的一种。清代医家郭志邃在《痧胀玉衡》提出“治痧三法”：一为刮痧，针对肌肤痧；二为刺痧放血，针对表现为皮肤可见青紫的血肉痧；三为“肠、胃、脾、肝、肾，三阴经络痧”，需要用药物内攻，治疗时“须辨经络脏腑”[23]。刮痧和刺痧放血因为操作便利，经济负担低，所以被广泛使用。而“痧药”由于也能实现迅速给药，常被制成中成药。
药目中介绍相关治疫成药往往称其“效验如神”，或具有“神效”，建议“出门身佩携预备不虞”。如胡庆余堂的“胡氏辟瘟丹”系主人胡雪岩感于疫情多发，延请浙江省名医共同调配而成，可针对各种瘟疫时邪，其“药味甚众，珍宝之品居多”，被施送远近各省，此后“每年秋夏之交讨取填门，即远省寄书乞药者亦日不暇给”[24]。胡氏此后奉命为左宗棠限期制备大批军用成药时，就包括胡氏辟瘟丹，以及诸葛行军散、红灵丹等，其药效显著，使6万清军在远征过程中免受疫毒传染之苦，保障其成功收复新疆。胡庆余堂的例子充分体现清代药堂精湛的配药、制药工艺，是当时社会医疗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药目序言中可以发现，由于当时各家药堂皆要求采购道地的药材，聘请有经验的管理者奔赴各地采办，所以从原材料的甄选上就为其出品质量打下基础。而在制药工艺上也严格要求按古法炮制。江南儒商文化影响深远，药堂主人大多拥有儒学背景，重视商德，信守济世利人的理念，绝不以次充好，所以他们塑造的字号品牌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