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治疫成药的主要消费群体
清代江南药堂治疫成药的价格，相对于普通民众的收入而言偏高，那么其主要的消费群体是谁呢？结合具体资料发现，清代疫病成药的主要消费群体分以下两类。
一类是政府或民间开展疫病救助带来的公共性消费。如前文提到的19世纪中后期清军收复新疆的战斗中，将士使用的由胡庆余堂出品的诸葛行军散、胡氏辟瘟丹等大批痧药[29]。在《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序言中也提到该堂施送疫病成药的记载，“同治初年匪扰省城，掣眷居宁，是时蹂躏余生，多有受邪疫者，主人虔制诸痧药施送已及数省”[30]。1878年天津发生疫病，官方商请药房备制痧药、藿香正气丸、灵宝如意丹、梅花点舌丹、人马平安散作为慈善之用[31]。1884年上海暴发春瘟，绅商捐助“（纯阳）正气丸”，戏鸿堂笺扇店“乐助吴郡徐氏虔制急救治痧药水，装玻璃瓶内计240瓶，用法另有仿单，据说立见神速功效倍常”[32]。有关研究表明，治疫成药的确在清代疫病救疗事业中承担重要的角色，民间制送丸药的施救行为尤以江南地区最为常见[33]。
另一类是有力之家的奢侈性消费。尤其治疫成药中一部分贵重药物，其价格甚至堪与参茸补益品种比肩。以杭州万承志堂药目为例，将参茸补益药物与贵重的疫病防治成药价格进行对比（表4）。
表4 光绪十一年（1885）《万承志堂丸散全集》所载贵重治疫成药与参茸补益药物价格对照
表4中防疫成药远比参茸补益品高昂，已然不是普通民众可以消费的药品。蒋竹山研究指出清代人参主要成为富裕之家的消费品，并且常被用于赏赐与赠礼，亦指出人参消费指南书的出现促进其流通[34]。这些情况同样见于贵重治疫成药的消费。虽然治疫成药不是日常补品，但药堂极力宣传其备用应急的价值。胡庆余堂就曾在《申报》上登广告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太平药”[35]。药目作为消费指南，在主治和功效上尽量强调其广泛的应用价值，这些都是药堂力图引导民众形成储备治疫成药习惯的努力。贵重治疫成药成为有力之家的必备品，同时与人参一样成为“礼物文化”之一。《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余香”中刘姥姥返乡时，鸳鸯对刘姥姥说：“这包子里是你前儿说的药：梅花点舌丹也有，紫金锭也有，活络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总包在里头了。”[36]可见紫金锭、梅花点舌丹是贾府中的常备药，常作为礼物赠予亲戚。
清代的医疗资源分配在地域上并不平均，疫病流行时延医问诊仅限于小范围，使用成药是就诊以外的另一种选择，而使用成药治疫相较于其他治疗方式有助于扩大疫病救疗面，所以成药在防疫治疫的有效性方面是值得肯定和进一步研究的[37]。从本研究可以发现清代江南药堂生产大量治疫成药，主治的疫病病种丰富，对瘟疫防治起到良好的作用。但是在本文的考察中，也发现江南地区工匠阶层虽然具有负担疫病治疗费用的基本能力，但仍不足以抵御瘟疫的大面积和长期流行；同时政府没有针对瘟疫的政策，反而是江南社会赈灾的施药活动较为频繁，但官方并未制定防疫急救成药的储备机制，缺乏宏观调控能力，所以整体上瘟疫之害对于江南的普通人家是相当严重的。然而即便价格较高，江南防疫成药的生产依旧如火如荼，几乎所有药号都生产丰富的防疫成药产品，消费的主要群体为公共性消费，以及仕商富绅阶层的奢侈性消费，从中也反映了贫富悬殊的现象。虽然此次研究仅选取了江南8家药堂的药目，但应该能基本反映疫病成药的生产和消费情况，未来若有条件可对更多药目做进一步分析。
【注释】
[1]佚名：《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金久宁、黄晶晶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2]佚名：《育宁堂颐世方书康熙本》，牛亚华提要，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3页。
[3]佚名：《栖芬室藏中医典籍精选·第二辑》，牛亚华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
[4]佚名：《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金久宁、黄晶晶校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年。
[5]刘受益：《〈同仁堂药目〉讲述老字号一段传奇》，《北京档案》2006年第7期，第45页。
[6]王亚楠：《〈育宁堂颐世方书〉文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中医科学院，2018年。
[7]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8]吴有性、戴天章：《瘟疫论广翼》，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9]范永升：《浙江中医学术流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10]吴瑭：《温病条辨》，图娅点校，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11]徐时仪：《说“瘟”》，《中医药文化》2006年第3期，第47-48页。
[12]林昭庚：《中西医病名对照大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第3页。
[13]同上书，第24页、第27页。
[14]同上书，第336页。
[15]同上书，第153页。(https://www.daowen.com)
[16]同上书，第174页。
[17]同上书，第178页。
[18]同上书，第203、204页。
[19]太医院：《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20]佚名：《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第125-136页。
[21]袁艳丽、和中浚：《浅论清代喉科兴盛的原因及特点》，《中医药文化》2008年第5期，第47-48页。
[22]李顺保：《温病学大辞典》，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65页。
[23]郭志邃：《痧胀玉衡》，刘玉书点校，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第6页。
[24]佚名：《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第139页。
[25]佚名：《叶种德堂丹丸全录》，张瑞贤提要，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5页。
[26]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4-159页。
[27]黄敬斌：《十八世纪以降江南居民的消费》，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年，第192页。
[28]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57页。
[29]韩凝春：《商道循之中华老字号辑录》，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第81页。
[30]佚名：《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第6页。
[31]佚名：《救灾近事》，《申报》1878年5月7日，第2版。
[32]佚名：《再募药丸》，《申报》1884年5月15日，第3版。
[33]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45-56页。
[34]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3-236页。
[35]李燕：《一代商圣胡雪岩》，中国三峡出版社，2013年，第90页。
[36]李晓华：《〈红楼梦〉中宫廷锭子药赏赐之俗考》，《红楼梦学刊》2016年第4期，第289-299页。
[37]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第4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