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与《医林指月》
学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及“钱塘医派”，见于陈修园（1766—1823）的《医学三字经》，“大作者，推钱塘”[6]。至于钱塘学派具体的核心人物，则多依据《清史稿》之传记，“明末，杭州卢之颐、繇父子（此处名字记载有误，应为卢复、卢之颐父子）著书，讲明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招同志讲论其中，参考经论，辨其是非。自顺治中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谈轩、岐之学者咸归之”[7]。不过与张志聪（1610—1674）[8]毗邻而居的同乡王琦，早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刊印医学丛书《医林指月》时就明确指出“闻之耆老，自顺治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外郡人称武林为医薮”[9]。
据民国《杭州府志》载，王琦罄资刊印《医林指月》丛书，志在救世，“志聪、世栻所著医书数十种，板已漫漶。琦病时医不学无术，孟浪误人，欲重刻其书以救世，而力未逮，乃取卷页最少者三种及医书之切要者九种，凡十二种，颜曰《医林指月》，罄资刊之”[10]。从《医林指月》各书跋可得知，其刊刻时间大致集中在乾隆甲申（1764）至乾隆己丑（1769），距王琦去世仅隔四五年，实为王琦晚年一大义举。
王琦在《医林指月·序》（乾隆丁亥，1767）中称：(https://www.daowen.com)
医书佳者，实有助于天地好生之德。自《灵枢》《素问》而后，代有作述矣。乃亡佚不传者，正复不少。观于传者之不能皆佳，则忆佳者或反不能尽传，为可惜耳。余抱疾有年，端居多暇，裒集医书，用消永日。中有未尝锓板而以移写留传者，有已锓板而中遭蠹毁仅存旧印本留传者。其书一遵《灵》《素》要旨，异乎时俗所尚庸妄无稽之说，洵可以为后学之规矩准绳者。而今时已难观矣，诚惧更历岁月，或至于淹没无传，使前人著述之苦心，竟归泯灭，殊为恨事。因思刊刻而流布之，凡长编巨帙，力有弗逮，取其卷页少者，先付匠氏，凡十余种，合而成编，曰《医林指月》。义取《楞严经》中所说，以手指月示人，人当因其所指，而仰视月轮。若不明所指者，远在空际，而近觅于指上，岂惟不见月体，亦复不知指用。喻参佛法者，不可拘滞于言教也。余谓学医之士，亦宜深师此意。阅斯编者，寻文索义，能以《灵》《素》为指归，而更勿胶泥其心思，以别阴阳、辨标本，决疑似死生之界，明化裁通变之用。庶不负昔人著述之苦心，而于天地好生之德，谅亦有小补也[11]。
王琦抱疾多年，因感于有价值的医著不得尽传，乃至湮没无闻，因而选编宋、元、明、清时医著10余种，予以校订合刊。王琦在《侣山堂类辩·跋》中称，张志聪“所辑者俱已授梓行世，甫及百年，流传日少，其《针灸秘传》及《侣山堂类辩》二种已难得购。余寻之有年，始得《类辩》一种。观其准古衡近，析疑纠谬，足为后学规矩准绳。亟为重梓，以广其传。后之学者苟以此为指南，庶能得正道而由之，宁有歧路之迷，邪径之误哉”！依据张志聪本人的落款，“康熙庚戌正阳月西泠隐庵张志聪书于岩池之花阑”，《侣山堂类辩》著述的完成约在康熙九年（1670）。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载该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天津人民图书馆藏康熙九年（1670）刻本，但据《张志聪医学全书》考证，此康熙版本实为清乾隆以后版本，即现存最早版本乾隆宝笏楼刻本《医林指月》丛书。目前存世的《本草崇原》最早刻本，也是王琦所收的《医林指月》丛书本[12]。亦可见钱塘医者张志聪等人的著作得以保存，王琦确有收集刊刻之功。不过有意思的是王琦本人很难说是一名医者，在文学史上以注释李白、李贺的诗文而知名，其刊行的著作在后世流传影响较广的是辑注的《李太白全集》和《李长吉诗歌汇解》[13]。
王琦的家就在吴山，其故居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粮道山26号[14]。吴山左依钱塘江，右瞰西湖，山势绵亘起伏，风景秀美，林木葱郁，苏轼在《卜算子·感旧》一词中也赞叹：“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辩·序》称：“余家胥山之阴，峨嵋之麓，有石累焉纷出。余因其屹然立者，植之为峰；块然枵者，依之为冈；峭然削、洞然谷者，缀之为曲屈、为深窈。就其上筑数椽，而南则构轩临其山。客有访余者，望其蓊蔚阴秀，咸低徊留之，拟冷泉风况焉。余日坐卧轩中，几三十年，凡所著述，悉于此中得之。去冬《素问》成，渐次问世。”张志聪于胥山之阴侣山堂，讲学著述论辩几近30年。侣山堂所在粮道街，即在杭州府县城粮道署附近，此处是通往吴山的主要通道，每年来吴山进香的游客络绎不绝。同时也是药市集聚地，时至今日，吴山脚下还有胡庆余堂药铺。王琦居所恰好就在粮道街，晚年号“胥山老人”。虽然王琦出生时，张志聪已逝，但是对侣山堂的故事应该早有耳闻。在《侣山堂类辩·跋》中还特意提到当地流传的张志聪、卢复为粮道治癃闭的故事。王琦称他从黄观石处听到，张志聪曾为粮道书吏，当时粮道患癃闭，诸医用药皆无效，志聪用补中益气汤，一剂而愈。但是后来王琦又听张东扶言卢晋公（复）事，“粮道患内闭，溺不得下，势甚亟，诸医皆束手。晋公以人参、麻黄各一两定剂，诸医嚅嚅不敢谓是，粮道不疑，而饮其药，不逾时，溺下，粮道喜以千金赠晋公”。王琦感叹世传卢、张二君都为粮道治病，可能是为了强调其治病都有奇效，因此王琦强调该书“名言精理，所蕴不少。人当殚思细参，以收其益，慎毋视为浅近而忽之也”。由此观之，王琦之所以刊刻前贤之书，可能与他居于侣山堂附近，能闻之耆老，有地缘之便，又有桑梓情怀，为避免乡贤之书籍零落，故加以刊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