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贤论与利济为怀：《医林指月》的选编刊刻
王琦所刊刻的丛书中收录的医籍，虽然出自不同时段、不同医家之手，但彼此却相互关联。主要是钱塘医者卢复、卢之颐，以及张志聪、高世栻师徒的著作。卢复的《芷园臆草存案》，卢之颐的《痎疟论疏》（《芷园素社痎疟论》《芷园素社痎疟疏方》）《学古诊则》，张志聪的《本草崇原》《侣山堂类辩》，高世栻的《医学真传》。其余6种虽然不是其所著，但也大多是由他们或门人点评、辑正、参论（见表5）。《医家心法》《扁鹊心书》由高世栻私淑门人胡珏评，《易氏医案》《敖氏伤寒金镜录》由卢复作记。此外，黄宗羲曾亲自为张介宾作传（见《质疑录》），而亟斋居士撰《达生编》之所以入选，可能为实用书。钱塘医者撰写、辑校医著，并且薪火传递，此举为王琦所推崇。
因而王琦所刊刻的丛书虽然收录了自宋以来的医著，但是在丛书的编排中，并没有按照以往的惯例，按成书时间的先后来安排丛书的顺序，而将清代钱塘医者高世栻的《医学真传》列在卷首。王琦在丛书序中明确强调取佛经《楞严经》中“以手指月示人，人当因其所指，而仰视月轮”，暗示此套丛书是为学者指示学习经典的途径。王琦还为丛书收录的医著一一作跋[15]，并对其进行评述。可见，王琦在编辑丛书《医林指月》时是有一定的收选标准，刊刻其书，以期为后学之指南，避免误入歧途，以归正道。
《医学真传》一书其开篇即为《医道失传》，“慨世之医，昧圣贤经论之本源，袭后人方书之糟粕。汤方歌括之册，视为秘典，分门别类之书，奉若圣经，岂不谬哉？我故曰：轩岐没而医道亡，仲师死而真传绝，洵不诬也”[16]。为此书作序的王嘉嗣为高世栻的门人，在《医学真传·序》（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特别强调，“自农皇肇起，辨草木以著药性；轩岐继作，明阴阳以著《内经》。至汉末，笃生张仲景先师，上承农轩之理，著《卒病（伤寒）》《杂病（金匮）》两论。率皆倡明正学，以垂医统”。但是张仲景逝后，经论之道遂失，且家自为书，人自为学。幸好高世栻“学识超群，注释经论，既已述大道而正其传，暇日集群弟子往复论难”，汇集成帙，摘其要者，梓以问世，“使皆知医之传有其真，而学以不伪，是诚我夫子扶挽斯道之志也”[17]。韩愈认为，孔孟以后道学失传，故提出要复兴道统。如同儒学的讲述路径，仲景逝后，医道渐失，也呼吁医学真传。康熙四十九年（1710）姚远在为《医学真传》作序时也称“自正学失传，医宗罔据”，滥用攻伐、寒凉。并且用医案来警醒世人，“患疹，本属轻证，可调和立愈。延请儿科数人，皆称时彦。始则太用攻发，致起痰喘，继又过投寒凉，禁止饮食，遂至不起”。后读到《医学真传》才知“医之误人”，因此将此书重梓，加以传播，“窥淳于、仲景诸公之旨，则此书固医学之指南”[18]。《医学真传》中专设《医门经论》篇，提出《本经（神农本草）》《内经（黄帝灵枢、素问）》皆医门圣经，《卒病（伤寒）》《杂病（金匮）》皆医门贤论，犹儒者之五经、四书也[19]。王琦对此特别肯定，在跋中也称“《灵枢》《素问》《神农本经》《卒病论》《金匮要略》五书皆圣哲之微言，医门之奥旨也”[20]。通过书籍的刊刻流传，为医学提供指南，“倡明正学，以垂医统”。这可能也是王琦刊刻丛书之愿望，试图建立医家统绪的模范，鼎定医学正典和道统。(https://www.daowen.com)
医学丛书不仅收录此等圣贤经论，也收有利民之大众读物。既重医理，亦重医案，汇集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个人的行医经验。可见，明清医籍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医籍在数量上远超前代，另一方面越来越突出医籍的实用价值，重视具体医方的介绍，详列医案，强调实用性。刺激医籍数量剧增和内容转向的直接动因，是巨大的阅读需求的存在，医籍的基本读者不仅包括医者，也包括普通的民众[21]。《达生篇》浅显易懂，篇幅短小而实用价值极高，作者强调“好生者见之，宜为广布。有力者重刻通行，无力者手抄数册，口授数人，随份所至，亦未必非吾儒同胞同与之一事。吾人利济为怀，原非求福，然积善余庆，必有攸归”。书籍的出版与传播，成为为民众谋福祉的途径。“反复以言其理，至于方药，殊未之及，偶载一二，皆取先贤古方极平稳者，盖极平常之事，须用极平常之药”，以求普及大众。“开卷即载临产者何？盖临时仓卒不及细检，因以切要者载之首篇，且令开门见山，人人熟习，专意行持，自可无误。若平时讲说，原不妨从保胎顺序看之也。”“此编言词俚俗，未免见笑大方，但原为妇人而设，识字者固不必言，不识字者令人诵之，皆可通晓。然须平时讲，令心中明白，临时自有主张。不但产母宜知，一应老幼男妇皆当知之，与其看戏文、听说书，不如此等有益也。”[22]需要平时讲读明白，以备急用。此书所辑医书既重视经典以树立医学的规范，又注重医学的普及作用以为指南。由此观之，经典化与大众化并行不悖，对于医学知识传承的面向呈现多元化。
明清代印刷业、出版业的发达，私人书坊书肆的活跃，书籍销售网络的扩展，使得坊刻本医籍开始成为这类图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打破了医籍原本主要依靠政府官刻和作者本人家刻的传统格局。丛书中处处强调书籍刊刻整理的重要性，为《质疑录》作序的石楷称，虽然没能做张介宾登门入室的弟子，但是读其遗著，“虽不能至，心窃向往之”，并且号召“同志君子，次第梓行，以共欣赏焉”[23]！王琦在跋中称，“张景岳以医术著声于明万历、天启间，所辑《类经》暨《景岳全书》二种，流播宇内殆遍，惟《质疑录》一帙，虽已为东海石氏所刊，而人间见者甚少”。张介宾《质疑录》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其流传较少。不过王琦还特别强调他儒而医的身份，“六经诸子，无不考镜”“好谈兵，思有所用于世”“于象数、星纬、堪舆、律吕，皆能究其精蕴。至于辽阳之败亡，中原之扰乱，皆预决于数年之前，是其所学甚博，不特医术一端矣”！[24]
图书的刊刻流传，为医学知识的传播开辟了更广阔的途径。《医林指月》所收《医家心法》及《扁鹊心书》均为钱塘胡珏参评。雍正三年（1725）胡珏参评《医家心法》时称“浙中精于医学者，有二高子，居钱塘者曰士宗先生，居四明者曰鼓峰先生”。胡珏当时“慕士宗先生之名，欲受业其门”，但是“迫于贫，不果”。不过胡珏虽不是高世栻面授弟子，但“每得其著述，不厌研究，以私淑之”。后来胡珏从越溪王谦中得到《医家心法》，“深喜，数十年景企之私，一旦得读其书，不啻见其人，何快如之”[25]。这表明当时师生面授的学医途径是需要一定成本的，而通过读书私淑，使贫者亦可负担，降低了学医的门槛。朱震亨身后，不断有因对其著作的阅读、传播，来宣称是朱震亨的弟子[26]。胡珏对书籍的整理，有对医学知识传承的自发责任感。宋代窦材所集《扁鹊心书》，“岁久淹没，人间少有见者”，胡珏得到后，视为“奇书秘册”，并且胡珏本人“精医理，于古今方论，剖析疑似，指斥伪谬，皆合轩岐正义。遇危急之疾，他人缩手告难”，胡珏“治之，往往奏效”，得到此书后，“治人痼疾，益多奇验”。他去世后，其子胡道周，继承其医业。曾手书其书，示给王琦，希望重刊传世，但是因为家贫乏力，未能刊行。书渐遭蠹蚀，其孙迫不得已，拜托王琦助为刊行。书上附有胡珏参论百余条，拾遗补阙，真可谓“窦氏功臣”。家传之本，一般不能由外人刊刻，但是为了让医籍广传于世，特请王琦助刊。王琦感叹：“数十年前，古月老人（胡珏）父子相晤语，宛然畴昔事，岁月如驰，两人墓木已拱，不获亲见是书重刊，为可叹也。”[27]《本草崇原》一书同样如此，“张君（志聪）创其始，张殁而高君（世栻）集其成，缮写样本。方欲锓板，高君又亡，事遂中辍。阙后，样本传归胡念庵（珏）家，念庵（珏）夫子谢世，不知又归谁氏。兹从胡之门人高端士处得其移写副本”[28]。《本草崇原》由张志聪撰写，高世栻纂集，后来由胡珏收藏，然后王琦从胡珏门人处得到此书，最终编入《医林指月》。可见，《医林指月》所辑三本医书，都依赖于同乡胡珏及后人、门人的收集整理。王琦跋称：“念庵（胡珏）奋笔纠绳，补偏救弊，为学人指示迷津，医准上古经论，谓为后辈之良导师也，可即谓先辈之诤友也亦可。”书籍的流传，使得医学知识的获取呈现开放性，而书籍在进一步的校正刊刻中，补偏救弊，又反过来对医学知识进行梳理与归纳，为后来学人指示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