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医薮：《医林指月》对医学知识的地域构建
《医林指月》中特别强调张志聪、高世栻等人在侣山堂研经讲学。丛书卷首《医学真传》，其开篇引言称：“丙子（1696）春，先生聚门弟子于侣山讲堂，讲学论道，四载有余。群弟子先后进问，道渐以明，医渐以备，先生著示及门嗣等手录者，不下百余则。因谓及门曰，此医学真传也，汝等录之，将来可以公诸天下矣。嗣等因摘述而授之梓。”可见，高世栻继承了张志聪侣山堂讲学之风，与群弟子辩论讲学，以此明道，并且口授医学知识，以“公诸天下”，以此彰显医学也是天下之公器。
不过有关侣山堂的事迹，自康熙十三年（1674）张志聪逝世后，虽屡修方志，但遍检《钱塘县志》《杭州府志》《浙江通志》均未加以载。直至民国所纂的《杭州府志》始载：“张志聪，字隐庵，高世栻，字士宗，皆钱塘人。康熙年间，钱塘为医薮，如志聪尤推重，游其门者多成良医，尝与诸弟子讲学于侣山堂。时世栻道已盛行，一闻志聪讲学，幡然从之游，技大进，竟与志聪齐名。”此则记载直接提到张、高之所以被推崇，在于陈修园，“闽医陈念祖，名盖世，独低首于张、高，于所著《三字经》曰：大作者，推钱塘。自注云：张隐庵、高士宗皆钱塘人，各出手眼，发前人所未发，为汉后第一书。其于《伤寒·凡例》又称：志聪所著，超出群书之上，其为医家倾倒如此”[29]。
陈修园（1766—1823），福建长乐人，曾拜泉州名医蔡茗庄为师学医，在直隶任知县时，曾自制方剂，治疗受疫百姓。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病告归后，在长乐嵩山井山草堂讲学，门人亦众。陈修园在《医学三字经》中对医学源流进行梳理评价时，对自《千金》《外台》以下各家较少推崇，“后作者，渐浸淫；红紫色，郑卫音”，尤其是明以降“数子者，各一长；揆诸古，亦荒唐；长沙室，尚彷徨”，但对“钱塘”推崇备至，“大作者，推钱塘；取法上，得慈航”[30]，从群体性、地域性来概括钱塘医学。
民国《杭州府志》传记后小字附注，明确指出张志聪、高士宗合传，出自仲学辂所撰事略。翻检史料，仲学辂确实在光绪十三年（1887）《侣山堂素灵集注·后跋》也特别肯定了陈修园对钱塘医者推崇之功，不过他又强调陈修园本人的医学思想也是受张、高二人的影响，“大旨悉本侣山堂”：
长乐陈修园，欲度迷津，特开觉路，于《三字经》中，叙医学源流以告人曰：大作者，推钱塘。钱塘谓张隐庵、高士宗也。康熙间，隐庵与众弟子开讲经论于侣山堂，士宗继之，于是侣山堂有《素灵集注直解》《伤寒宗印》《伤寒金匮集注直解》《侣山堂类辩》《针灸秘传》《医学真传》《本草崇原》等书。夫《素》《灵》明体达用，《伤寒》《金匮》以经为体，以方为用。隐庵因经方意义艰深，而作《集注》，士宗因《集注》意义艰深而作《直解》。其余各书，犹黄钟以下十一律，藉泻黄钟之蕴者尔。传至修园，又有《素灵集注节要》，外附十余种，语不躐等，使读者如食蔗，渐入佳境，而大旨悉本侣山堂[31]。
在民国《杭州府志》还收录了王琦的传，传记之后也称王琦的事迹出自仲学辂所撰事略。不过其传记是归在《义行》类，仲学辂称王琦“尝校书于侣山堂，即医师张志聪高世栻讲学处”，并盛赞王琦刊刻《医林指月》，是志在救世的义举[32]。
由此观之，王琦之所以在《医林指月》篇首力推侣山堂，确实来自他的在地体验。在此志中还称卢之颐为张志聪师者，然而考察康熙时期史料及卢之颐、张志聪著作，似无证据可以说明卢之颐为张志聪师[33]。不过卢之颐在《本草乘雅半偈》书中自序云“岁在庚午（明崇祯三年，1630），武林诸君子大集余舍，举仲景两论及《素》《灵》密奥，期余一人为之阐发”，特别强调大集武林诸君子，以研经讲学。卢之颐“尊经复古”，对《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做了大量的整理注释。这种以讲学的形式，集体研讨经典，引导了后来钱塘医者治学的方法和方向。张志聪、高世栻在治学上基本上遵循这种形式，在侣山堂与弟子讲经著述，后世将张志聪归为卢之颐门下，可能就是基于此。
王琦在《医林指月》跋中特别提到，“钱塘卢复，万历天启人，虽隐于医，然不妄交游，生平与闻子将、严忍公诸文人诗酒往来，为肺腑友。其没也，严印持为作传，徐之垣为作行状，李长衡为作墓表，陈元晖为作志铭，悉一时名士，他可知矣”[34]。特意将卢复置于地域社会的场景中，对钱塘医与士的交往重点描述，以凸显医者的地域身份。故稍晚曹禾（？—1861）在《医学读书志》卷下载：“志聪，字隐庵，卢之颐弟子，自称南阳后裔。于《内经》、仲祖书，童而习之，白首始获其要。乃昼思夜梦，又积二十年，方成是集。”[35]特别声称张志聪为卢之颐弟子。张志聪于《伤寒论宗印·自序》曾自述：“聪家世南阳，值汉室之乱隐居江右，十一世祖游宦钱塘卜筑湖上，自仲祖及今四十三叶矣。其间以医名者，什有二三。余因髫年失怙，弃儒习医于兹，历三十年，籍卿子师开示广览前代诸书。”[36]张卿子，即张遂辰（1589—1668），张志聪自称卿子师，然而生长于侣山堂附近的王琦，并未编选张卿子的医著。张卿子在康熙年间《仁和县志》有载，而康熙《武康县志》《海州府志》均称其原籍仁和，迁居武康，康熙《杭州府志》则直接称其为钱塘人[37]。不过与张卿子同时代的倪朱谟在《本草汇言》“师资姓氏”中称其为余姚人，倪朱谟编纂此书时曾“遍游遐方，登堂请教”[38]，张卿子为余姚人，寓居杭州当为实情。张卿子本人也宣称，“其弟子张开之、沈亮辰最著”，并未提及张志聪，显然张志聪在张卿子诸弟子中并非名声显赫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前志一直未有记载张志聪。不过作为同乡的王琦，对这位宣称是仲景之后的乡贤却极力推崇，正是张志聪在侣山堂汇集医家子弟于其中，研经论辩，才激荡出武林医界之盛况。《医林指月》所收录的医者，也大部分是与侣山堂彼此关联的活跃学者，故未刻意强调寓居于杭州的张卿子。从卢复、卢之颐到张志聪，再从张志聪到高世栻，父子、师承，开放式的讲学，对经典的研习，使得武林医学蔚为大观。
仲学辂本人有感于张志聪“讲堂方被劫灰，遗籍亦遭兵火”，因此四处收罗。仲学辂，字昴庭。钱塘瓶窑人，清同治三年（1864）举人，曾任浙江淳安县教谕，后弃官就医。仲学辂为章太炎中表伯叔行，章太炎《仲氏世医记》中赞道：“昴庭先生，以举人教于淳安，好明道伊川之学，尤善医……祖述仲景，旁治孙思邈、王焘之书，以近世喻（嘉言）、张（志聪）、柯（韵伯）、陈（修园）四家语教人……而病应汤即效，人以为神……已而就征疗清慈禧太后，归又主浙江（杭垣）医局，所全活无虑数万人。”[39]仲学辂以张志聪《本草崇原》为纲，并参照张志聪《侣山堂类辩》、高世栻《医学真传》，集众家之长，增补辑校，撰成《本草崇原集说》，传承发扬了侣山堂的医学思想。宣统元年（1909）章太炎长兄章炳森曾为书作序：“邃于理学，一宗《本经》，长沙（仲景）及张氏（志聪）、高氏（世栻），疏方用药、神妙变化。”[40]仲学辂对侣山堂的另一贡献是翻印《素》《灵》《集注》《素问直解》等医籍，由书局提调宋观察，属章椿伯汇集参校，请于卫大中丞发局刊行，“按侣山堂至乾隆时，但缺《针灸秘传》，迄今止百余年，亡书过半。倘天将大昌斯道，俾得逐一搜罗，校勘付梓，以广其传，则医门之幸，亦即天下苍生之幸也夫”[41]！钱塘医学得以薪火传递，也是书籍不断被保存、注解、翻刻的过程。
章太炎曾在杭州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开始专治左氏传[42]。因而对于钱塘医者尊经复古的思想特别肯定，他本人曾专门对《医林指月》所收《本草崇原》《医家心法》《侣山堂类辩》《易氏医案》等进行批注[43]。章太炎虽然与张志聪时代相隔，但通过对《侣山堂类辩》《本草崇原》书籍的批注整理，也加入钱塘医学的传承中。可见这一批学者型的医者，特别是有丰富校注书刊经验的学者，从王琦到仲学辂、章太炎，使得钱塘医学知识不断得以绵延传承。
2007年3月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立《侣山堂碑记》称：
明清以降，康乾巡行，医学盛况空前。时医云集，名家荟萃，习岐黄之学者咸向往之，人称武林为医薮。论医讲学，卢之颐开先河；尊经崇古，张遂辰创派别；承上启下，张志聪集大成；竭尽全力，张锡驹羽翼之；呕心沥血，高世栻传衣钵；薪尽火传，仲学辂终善局。代代传承，名振一时，史称钱塘医派，独领风骚百年。是堂记载武林医学文化，见证钱塘历史盛事，惜乎乾隆年间毁于兵燹，今逢遇太平盛世，又适值《钱塘医派》一书付梓刊行，乃建亭立碑为之记。
可见，钱塘医者的群体形象是在不同文本的叙述中不断叠加形成。从钱塘王琦《医林指月》的刊刻，到余杭章太炎的批注，文人学者对医学知识的地域建构起到重要作用，最终构建了钱塘医派的二卢、三张及高、仲七位大家的完整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