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朴学思潮的兴起与特点
朴学，或称为清代考据学，肇始于明末清初，繁盛于清代中叶，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其影响深远，流觞绵延至今。朴学的学术特点是注重考据，务于实用，研究内容包含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避讳、金石、职官、舆地、天算、乐律等学科，同时与西学有着一定的交流。
朴学的产生首先是从理学内部衍生而来。明代具有实学思想的学者提倡经世致用，在理学内部出现了对空谈心性的反思，形成了实学一脉。明代实学思想的成绩以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为杰出典范。在清代中叶，当理学最终没落时，注重训诂考证的乾嘉学派应运而生。梁启超总结晚明以来的学术主潮说：“学风自然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6]实学“言必征实”为朴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和朴学的实证方法在注重证据方面实是相通，如黄宗羲所谓：“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7]美国科学史家夏平（Steven Shapin）谓：“没有一幢房子是用完全没有用过的物料，按照与旧样式毫无相似之处的设计来建造的，同样地，没有一种文化能完全拒绝它的过去。”[8]文艺复兴的精神是从经院哲学思想中产生，清学也是从宋明之学中走出。
明清鼎革的政治变迁成为知识界思想剧变的重要动能。清初的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深刻反思明亡的教训，空谈心性义理的性理之学成为学术批判的靶子。“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力。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9]。同时，由于清廷对学者亦有所猜忌，尤其是雍乾之世，文字狱兴，学者更难议政说理，遂以聪明才力进入训诂穷经之学。同时，清代中期，江南渐呈富足之象，苏、皖等地学问繁盛，惠栋、戴震等名家引领风骚，也是乾嘉学派兴起的原因之一。此时，学者对于清廷已不似前辈那般敌对，乾隆重开博学鸿词科，同时编修《四库全书》，网罗天下俊彦，考据学家占据主导。清初编修《明史》时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等均以民间学者参与，至乾隆时，朴学家已经成为四库编修的主力。
另外，清代学术变革一个重要的学术资源就是西学。明代欧洲传教士陆续来华，带来了彼时西方的思想与科技成果。其时，欧洲已经经过文艺复兴的过渡进入到了近代科学的发明时期，其间人文主义运动令古希腊科学与医学的文本全面地恢复，更启发了怀疑精神与近代科学思想。所以，西学在进入中国的一开始，就带有人文主义的内在精神。这是西方近代科学第一次与中国接触，士大夫阶层中对西学充满热情的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不仅与传教士利玛窦、邓玉函等过从紧密，在积极帮助传教的同时，还与他们合作翻译了多本西方科学著作，西方科学中逻辑与求实的内涵开始影响中国的知识界。明季学者将西学作为实学的同道，认为西学可以“补儒”。徐光启：“余尝谓其教可以补儒易佛。”[10]张星曜说：“天地间是有天理，儒教之备，而犹有未尽晰者，非得天主教以益之不可。”[11]中西实学同气相求，共同启发了清代朴学之风。(https://www.daowen.com)
作为一代主流学术的理学被放弃后，清初的学者们需要另找一个学术方向，复兴汉代经学成为一个重要主张，一个与宋学对立的“汉学”传统形成，汉学注重经学的复兴，对传统学术致力于全面整理与总结。顾炎武称：“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12]同时，顾氏提出训诂治经的方法，“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3]。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惠栋的治学思想一言可蔽之：“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其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14]总而言之，抑宋复汉，是清代前中期学术的基本论调。
乾嘉学派之所以称为朴学，与其学术特质有关，即求实致用，上承晚明实学之余绪，除了经学考据之外，尚留心典章、地理、天文、数学、医药等研究。顾炎武倡导学术贵实用，“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15]，又说“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16]，并著有《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务实著作。梁启超评价顾炎武：“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括派、清谈派施一大针砭。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17]傅山提出“经子齐观”，对理学空谈不屑一顾，有学者谓傅山经子齐观论“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18]。傅山本身是医学名家，有医著传世，其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思想亦可由是观之。颜（元）李（塨）学派更是主张“习行”，“心中惺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也”，倡导习行，反对读书，冲破宋理桎梏，“譬之于医，有妄人者，止备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为粗不足学。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19]。阮元创办诂经精舍、学海堂两家书院，把天文历法作为书院的考试题目。朴学家虽然亦有支流，但其留意实用的思想却形成了整个清学的特质。
朴学的主要治学方法是考据。这一方法与朴学的求实致用的特点一脉相承，以矫正晚明空疏的学风。“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20]。早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等学者即开考据之学风，顾炎武《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黄宗羲《明儒学案》，万斯同《历代史表》《庙制图考》等都已具有考据特点。至乾嘉中，惠栋、戴震等考据学家将考据的研究推向顶峰，惠、戴之后，群星映辉，钱大昕、王鸣盛、阮元、段玉裁、王念孙等考据学家成清代的正统朴学学派。乾嘉学派的基本治学原则即“实事求是”，钱大昕：“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21]阮元：“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22]
考据求实的学风也受到了西学的影响，自然科学进入了经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内。中国原本的舆地、历算与医药之学，在清代有了很大的进展。戴震提出“诵《尧典》数行于乃命羲和，不知恒星入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23]。阮元谓：“综算氏大名，纪步天之正轨，质之艺林，以谂来学，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24]1788年，阮元出版《考工记车制图解》，考古学也纳入儒家的实证研究。由于朴学的精神与西学有很大的通约性，晚清时经世之用思想与西学相结合，提供了洋务运动的学术基础，西学的逻辑学、生物学、法学等被频频译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