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医学与文艺复兴的思想呼应
在东方的朴学运动兴起时，西方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其人文主义精神与科学转向的成果直接或间接促进了中国的朴学运动。“文艺复兴”原指恢复到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这一场运动的精神实质是对经院哲学的反对，以“人学”代替“神学”，所以谓之为“人文主义”。检讨文艺复兴与清代的医学朴学化过程，在学术复古与启发新学两个方面不谋而合，但是中国医学的最终走向却与欧洲医学大有分歧。
回归原典本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改革家们的口号[42]。经由该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的努力，古希腊的文本被译为拉丁文，揭开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序端。到17世纪初，人文主义的译者们已经给西方读者奉献出完整的古希腊文献的拉丁译本，包括哲学、神学、诗歌，有关医学、数学和天文学的著述以及希腊所有早期作家的作品。对于普通阅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改变[43]。与清代朴学家的工作十分相似的是，16—17世纪欧洲也兴起了文本校勘，校勘学家使用的话语利用了法律语言，比如，当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Erasmus）在试图还原某位学者的某一文本时，总会反复审阅该文本的不同手抄本，并将他们作为“证人”以衡量它们所载的文字的独立性和可靠性[44]。虽然意大利的校勘与中国清代的校勘不是一回事，但是回归原典的思想却是一致的。
人文主义的兴起，与其说是古典文化的再生，不如说是近代文化的开端。一方面，文艺复兴在恢复与翻译古典的过程中产生了对古典的解释。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原先尝试恢复古代科学文本的努力不知不觉变成了对文本原始内容较为独立的阐释[45]。亦即“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科学最大胆的偏离都是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框架内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主义文本进行批判性反思而实现的”[46]。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本身就是科学革命的原因，其一，人文主义之所以能够促进科学突破，是因为它公开反对那种阻碍科学突破的思维模式——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其次是经由人文主义恢复了希腊时期古代数学与天文学的文本[47]。但是科恩（H.Floris Cohen）[48]认为对希腊数学文本的恢复和拓展对近二三十年研究文献的影响远不及人文主义对古代文献的恢复所引发的某些哲学思潮，如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原子论观念等显著，而科学革命主要人物的思想中长期被忽视的斯多亚主义要素被编史学关注，16世纪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变革，赫尔墨斯主义思维模式的传播等都有助于产生近代早期科学。
文艺复兴的学者们在对古典回顾中得到的更大的反响是，人们开始坚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头脑，相信实验和经验才是可靠的知识来源。这种求实态度、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为17—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艺复兴之后，确实，世界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统一性，人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太阳、地球和行星[49]。大家已经不再相信权威，相信自然之书胜过古代的书籍。“现有的种种自然哲学传统并非出自基于自然事实的证据，而是出自人类书本的权威，这被说成是它们最大的错误。如果一个人希望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真理，他应该请教的不是书本权威，而是个人理智权威和基于自然事实的证据。”[50]在医学领域，彼时的学者认为人体本身才是值得相信的书。帕拉塞尔苏斯强烈主张，想寻求医学真理的人应该撇开古代文本，直接投身草药、矿物和星体的研究。他没有依照希波克拉底和盖伦来编纂他的教科书，而是在经验的基础之上撰写新教科书。维萨里创立了现代解剖学，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把生理学放在观察与实验的道路上来。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干尼（Morgagni，Giovanni Battista）1761年发表《疾病的位置与病因》，其中对病例的说明从临床症状、死前情况到尸解发现都作了详细记录，用大量的实例，有说服力地证明症状与体内病变的关系。
朴学带有明显实证主义色彩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怀疑是其内核，复古与开新是其表现，这一潮流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遥相呼应，既是自身学术传统嬗变的结果，也有西方学术思潮交流的影响。胡适说：“虽然东西的历史与文化迥异，但也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例如学者理解过去的方式。换言之，虽然清代学者没有察觉到现代科学的来临，但在对经典进行考证的过程中，他们发展出了一套精细的程序和一系列复杂的方法，而这些从本质上而言是科学的。”[51]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与欧洲一样，也在17世纪发生了科学革命。席文（Nathan Sivin）说：“大约公元1630年，西方的数学和数学天文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天文学家第一次开始相信数学模型可以解释和预测各种天体现象。这些变化等于天文学的一场概念革命。”[52]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提出：“有一种假设认为，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而且也不可能发生。我们不支持这种假定，在发现天算学在考据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后，更不赞成这种观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胜利，同欧洲一样，需要超出文献考证的学术转型，还需要对自然界逐步定量化研究所要求的基础研究与实验方法。尽管如此，一些重要的科学探索在中国业已出现，实证科学必需的机制已经形成。”[53]
清代及以后的医家受朴学严谨学风和考据方法的影响，对中医经典理论进行深入地训释、考证、整理。在此风气之下，中国医学也与近代科学渐行渐近。如前所述，在对宋明医学反思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与对疾病的新解释。传统的天人相应的自然观与身体观是大家很熟悉的中国哲学与中医学观念，这一身体观念体现在明代以张景岳、孙一奎、赵献可等为代表的医易同源派的思想。清代徐灵胎等通过对《内经》的复古考查从而对赵献可等命门学说作了批评。王学权《重庆堂笔记》、王宏翰《医学原始》等均对中医的气化功能观有所反思，沈彤《释骨》、王清任《医林改错》等解剖学的论述反映了对传统身体观的反叛。中国医学以复兴古典为幌子，实质上开启了与西学结合的新医学之路，是一次以复古为名的革新运动。其时中医学的两大学派无论是伤寒复古，还是温病革新，都是对宋学的反动。可以说，中医学经由朴学的洗礼，为近代中医科学化打下了思想基础。中医学的近代化革新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接纳了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医学思想。有学者研究[54]，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解剖生理学著作《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以及部分性理著作已经将包括维萨里在内的西方解剖学知识介绍到中国。范行准言：“宏翰又本身乃一小天地之说，杂采南怀仁、高一志、艾儒略诸人之言，立天形地体图论、四元行论、四元行变化见象论、四液总论等，虽非己说，遴择亦称巨眼，且足破千百年来阴阳五行虚诞之说矣。”[55]
所以说，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复古与革新都是一体两面。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在中国是反对宋明理学）的反思开启了思想的再出发。作为在欧洲经院哲学唯名论（nominalism）运动的催化下形成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的重要内涵就是人文主义的兴起，人成为世界的中心，神权让位于世俗。中国的情形相似，万物至理让位于经世致用，从一个被包装的宇宙观念中解脱出来，放弃空玄的思辨，追求经典的本义，从对儒家经典的疏证，古音的回溯等途径上突破了宋学的藩篱。在某种程度上朴学家的努力也是致力于打破“神权”（天）而引领世界回到世俗社会。当代学者认为：“文艺复兴的博古学家寻求历史真实也体现在清代考据学者的‘实事求是’的努力当中。尽管二者在文化、空间和时间上存在距离，但二者有着一种相似的思想趋向：最初是为了寻找古代的道德典范，而需要进行文本和历史批评的工作，结果则变成‘一种思想自身的更高的召唤’，亦即确认事实与寻求真理。”[56]
最后需要提出一点，朴学运动中重塑的中国医学，其人文主义的表现有着自身的特点，也导致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结果。文艺复兴令人们对自然与人体重新审视，继而启发了机械自然观，产生了笛卡尔主义，从而成为近代科学思想的源薮。近代医学继承了同样的思想基础，“当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运用于人体和生物学时，就将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生命’力排挤出去”[57]。在这样的哲学指引下，近代医学不断成功，进化成今天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现代医学。而中国医学与西学的联姻虽然促成了中西医汇通思想，引发了民国时期的科学化医学风潮，但是中医学与西方近代医学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中医学没有像有些传统学科一样完全被西学所俘虏，直到今天，还保留着独立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法，而且有越来越受到认同的趋势。这一结果历经曲折，原因复杂。大体而言，其一，中国医学自身的理论成熟度较高，从业人员众多；其二，中国文化的韧性很强，西方文明经由文艺复兴之后转向于数学化的自然观，中国固然与之有交流，但还是延续了自身较为柔性的文化传统，中医学只是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而薪传不灭；其三，20世纪50年代以来，官方对中医药在政策上大力支持。所以，机械身体观念这一现代医学的思想基础并未在中医学被完全接纳，中医药也没有完全走向“现代化”或“科学化”的道路。
不过，这对于中医学而言殊非遗憾。机械自然观与世界数学化固然是科学革命的重要特征，让自然变得可以控制，同时也击碎了世界的差异性，令世界原有的感性意义消失了。而中医学保留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缕温情，恰恰是对饱受现代性困扰的世界的一种答案。这一点上，中医与20世纪开始的科学新人文主义思想十分相符。新人文主义奠基者之一萨顿（Sarton，G.）将科学史定义为“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渐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58]。新人文主义认为技术如果不经过人性的修正和平衡，文明将走向人们所期望的反面，其基本立场是尊重差异与多元，尊重人与生态，尊重他者。所以，在中医学与西学结合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文化的强大惯性以及外在多种因素的助力下，保留了自身的人体观与自然观。相对于从机械论生发出的现代医学而言，中医学更加注重自然伦理，这一点在当前逐渐被数学化的世界中尤其难能可贵，也是中国医学自身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