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医学的朴学化
历史上医家的学术分流有几次比较关键的时刻。其一是金元时期，所谓“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形成了医学史上影响极大的河间派、易水派，在此基础上，又化生出补土派、滋阴派、泻下派、火热派等，大抵属于寒温之争，部分医家认为疾病多因于火热，部分医家则认为疾病多责之于寒凉。形成寒温分歧的原因固然有医学本身的原因，如外来药物、疾病谱变化等，但与宋儒的阴阳观念不无关系，该论题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25]。明清之际，宋学受到批评与扬弃，实学兴起并逐渐走向朴学。朴学作为清学的底色，导致了新的医学潮流的发生。在理论层面，形成了医书的校诂派，部分朴学家本身就对医学有深入的研究，利用考据的方法校诂医书；在临床领域，伤寒派与温病派之争成为清代医学流派之争的主要公案；朴学与西学互为表里，对清代医学产生的最为显著的影响就是启发了中西汇通，为清季民国医学科学化铺平了道路。另外，这一时期的朴学医学传至日本，成为日本医学近代化的开端。
朴学的学术方向首先是复古，在经史之籍得到全面整理的同时，医学典籍的校诂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风气，其中《内经》《难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尤被重视。医家与经学家对医籍校诂均有令人瞩目的成绩。经学家的成绩有胡澍的《素问校义》、俞樾的《内经辨言》、孙诒让的《札迻·素问王冰注校》、于鬯《香草续校书·内经素问》、王念孙《素问合韵谱》等，另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小学著作也有对医籍的校诂成果。医家中对医籍的整理有张志聪《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集注》《本草崇原》，高士宗《黄帝内经素问直解》，周学海《内经评文》，徐灵胎《难经经释》，黄元御《素问悬解》《灵枢悬解》等。医家对医籍的训诂丰富了清代的朴学运动，同时，儒家学者直接参与了医籍的校诂，形成了医经的校诂派。延至民国，被梁启超称为清学正统派（考据派）殿军的章太炎以及经学家廖平，医家张山雷等对医学文献均有卓越的校诂成果，今天的医古文界的学者依然传承了乾嘉学派的方法。
清代形成的伤寒派与温病派之争某种程度上也是汉宋之争。朴学高举复古的旗帜，表现在医家，则为轻视宋代以来的时方，言必称《内经》《难经》《伤寒论》，如徐灵胎、陈修园、吴瑭等。医家复古尤其对张仲景与《伤寒论》倍加推崇，所以称为伤寒派，奉《伤寒论》为医家之正典。徐灵胎谓：“仲景《伤寒论》中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26]又云：“自唐以后，药性不明，方多自撰。宋元药品日增，性未研极，师心自用，谬误相仍。是以方不成方，药不成药，必良由《本经》之不讲故也。”[27]黄元御将岐伯、黄帝、秦越人、张仲景称为四圣，撰有《四圣心源》《四圣悬枢》。吴瑭曰：“所以医方之祖，必推仲景。而仲景之方，首重伤寒，人皆宗之。”[28]陈修园说“医门之仲景，即儒门之孔子也”[29]。徐忠可谓：“张仲景者，医家之周孔也。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家之六经也。”[30]喻嘉言：“昌不揣，尝概仲景《伤寒论》一书，天苞地符，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杂以后人知见，反为尘饭土羹，莫适于用。兹特以自然之理，引伸触类，阐发神明，重开生面，读之快然，觉无余憾。”[31]伤寒派对于宋明医家的用药不屑一顾，如徐大椿说：“若谓上古之方，则自仲景先生流传以外无几也，如谓宋元所制之方，则其可法可传者绝少，不合法而荒谬者甚多，岂可奉为典章。”[32]其实，时方中有效的方子在所多有，这种门派之见显然已经超出了医学本身，这一点从张仲景封圣的过程可以看出。根据余新忠的考查[33]，宋代校正医书局对《伤寒论》校订出版之后，仲景才进入了医家之眼，所以仲景的尊崇和圣化运动始于12世纪，至13世纪中叶之前初步形成了尊崇地位，16世纪中叶，兴起另一波热潮，至清乾隆时期，形成了其医圣的地位。余新忠在文末提出了一个问题，仲景的尊崇和圣化运动何以会在上述历史时期发生？这一运动的内在动力为何？本文恰恰可以对以上问题部分回应。16世纪中叶到清代乾隆时代，正好是朴学思潮的形成时期，此开新一代新风的学术思潮，在医学流域的体现就是尊崇仲景，惟《伤寒论》是举。从这个角度看，仲景封圣是清代医学复古的必然结果。
伤寒派是朴学运动的产物，而与之分庭抗礼的温病学派的兴起也与朴学有关。表面上看伤寒与温病是对立的阵营，但是两者的产生其实都是来自一个思想，即是对现实的怀疑，这也是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核。温病派形成与明末大疫有一定关系，明末江南名医吴有性在《温疫论》中记录：“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34]当时的医生们不能洞察瘟疫的病因病理，以治疗伤寒的方药治疗，结果对疫情无能为力。吴有性数年亲历疫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撰《温疫论》一书，提出“戾气”致病学说，对传染病的认识较前人有极大突破：“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别有一种戾气，多见于兵荒之岁，间岁亦有之，但不甚耳”[35]。这肯定了传染病的病因是一种物质，颠覆了传统的六淫致病[36]的模式，提出了另一种病原学说。而且，他还对戾气致病是由口鼻传入，可以在人际间传播，及发病的季节性与地域性等作出阐述，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这一认识上的突破可以与文艺复兴时期医学化学的开拓者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观点相比拟。历史上对帕拉塞尔苏斯的评价较为复杂，神秘主义者、骗子、自然哲学家、启蒙化学家等标签令其充满争议，然而他将亚里士多德与盖仑的著作付之一炬，摒弃了传统的对人体的体液解释，主张通过化学分析的方法认知疾病的过程，这一观点相对于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延续盖仑的解剖学传统而言，更具革命性。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吴有性的评价很高：“（有性）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37]吴有性之后，对温疫的研究渐多。清代医家喻昌《医门法律》及《尚论篇》、戴天章《广瘟疫论》、杨玉衡《伤寒温疫条辨》、刘奎《松峰说疫》、陈平伯《外感温病篇》、余师愚《疫疹一得》等均对疫病有所阐发，均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共同完善了温病学理论体系。
伤寒与温病之争虽然影响深远，但终是中国医学内部学理的分际，中西汇通产生的动力则来自外部，这是清代医学受到文艺复兴乃至科学革命的直接影响。朴学与西学在气质上的相通，令医学朴学家对西学接纳也能引领风气之先，可以说是朴学引发了中西医汇通的产生，也成为民国时期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先声。范行准云：“唯接纳西方学说，（明清之际的医家）大多全部受之，无甚阐发亦不作沟通之说。若云沟通，则王宏翰曾以宋儒性理之学，会其通矣，非如清季格致书院经生之策论，与夫唐宗海之徒，作中西汇通之说也。”“迎拒之论，两皆不具，故以言其反响，亦仅一隅耳。”[38]方以智并非职业医家，在《物理小识》《通雅》等著作中引述了早期传教士的性学著作，其中包括盖仑医学的理论，叙述了血液运动、消化、神经、运动等西学知识，被认为是中西医学思想汇通的启蒙者。稍晚的王宏翰，代表作为《医学原始》，吸纳了人身小天地说、元神无质说、四元行说、四液说、知觉属脑说等。范行准评价王宏翰：“以此教言灵魂者之性学，傅会为宋儒之性学，然而以医学述作为沟通中西之学者，《医学原始》其权舆矣。唯宏翰不以旧说傅会之，而以理学傅会之，此与后来之沟通异也。”[39]清代中叶王清任感于“夫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所以，“尝有更正之心，而无脏腑可见，自恨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40]，从而致力于解剖研究与图绘。唐容川著《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认为西医长于“形迹”，中医长于“气化”，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并试图用西医解剖、生理等知识来印证中医理论，对此后中西医汇通论者影响较大。
此外，清代朴学学风传至日本，对同期日本的医学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与彼时中国医学思想的变化相似，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8）形成的医学考据学派、古方派、汉兰折中派均与朴学思想有关。考据派吸纳中国的学术研究方法，将小学的方法应用于医籍整理，主要成绩有森立之《素问考注》《伤寒论考注》《本草经考注》，滕万卿《难经古义》，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等，并出现了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等重要的目录学著作。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有名古屋玄医、后藤艮山、香川修庵、吉益东洞等医家，临床思想复古，但又不盲从《内经》理论，认为《内经》的阴阳五行等学说虚幻不实，重视《伤寒论》，认为《伤寒论》方实用，不尚空谈。吉益东洞：“殚心汉医，立志复古，尝谓医之学唯方耳，汉长沙之书乃古之医学，舍此而莫依。”[41]同时，古方派医家重视实践，主张亲试实验，古方派四大家之一的医者山胁东洋主导了日本历史上首次公开的人体解剖，并将此次解剖的观察所见记录在《藏志》一书中。朴学学风不仅令日本医家在临床上求实用，复经方，而且接纳西学，形成了日本医学史上的汉兰折中派，为明治时期日本医学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