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救苦会与上海佛化医院在现代弘法模式转换中的意义
晚清民国时期，佛教面临深重危机。一方面是列强入侵，洋教风行，传统注重个人修持与义理阐释的佛教，无法与之相抗衡。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剧变，思想变迁，科学主义泛滥，佛教被归入“封建迷信”，庙产兴学运动兴起，佛教寺产被掠，危机则进一步加深。此种危机之发生，虽有外部力量强势介入为直接原因，而实与佛教弘法模式的陈旧密切相关。传统弘法模式或仅注重个人修持，追求义理的系统圆融，远离社会现实；或把赶赴经忏、超荐亡灵作为终生志业。
面对教内外的严峻挑战，佛教不得不顺应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转变弘法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佛教界在杨文会居士的倡导下，拉开了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序幕。他们突破传统封闭的修行模式，成立佛教组织，创办佛教人才培养基地，刻印藏经，扩大佛教教义在社会上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僧界以太虚法师为代表，提出整理僧伽制度、开展僧教育等改革措施，推动僧团内部的变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太虚大师逐渐提出了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理念，使近现代弘法模式有了理论指导，并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广泛展开。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佛教变革的重要策源地。佛教界的高僧大德、著名居士云集，他们或创建寺院，讲经论法；或开办书局，编辑发行书籍期刊；或创办学校，培养僧才；或建立社团，开展社会公益事业；或著书立说，宣扬佛教革新思想，开创了上海乃至全国佛教复兴的新局面，对推动近现代弘法模式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
观音救苦会和上海佛化医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立，并开展活动的。由于发起创办人陈其昌居士，出身于医学世家，因而在观音救苦会的弘法利生活动中，主要以医药慈善事业为中心来展开。这在当时的佛教弘法团体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医药慈善事业，贴近民众生活实践，有利于坚实群众信仰基础。“众生的根器有不同，一般的佛教徒，是很难靠纯义理的分析，来解消生活的困难或生命的疑惑的。所以愈是简单、功利性的教法，愈能为大多数的信徒所接受。”[19]印光法师告诫弟子道：“医业最易劝化人。”民国以降，军阀连年混战，加之日帝的侵略，民不聊生，疾病和贫穷是民众面临的生活挑战。观音救苦会及其创立的佛化医院，在救急救难的同时，更有利于扩大佛教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从而达到弘法利生之目的。
其二，在宣传理念上，契理契机，把佛教的基本理念与医药理念相结合，完全符合太虚法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陈其昌居士等在创办医药慈善事业过程中，积极探讨佛教理念与医药理念的契合点，把“身心并治、福慧双修”“完全佛化”等理念，完美地融合于医疗活动过程中，达到了契理契机，就机佛化的目的。
其三，积极吸收借鉴有利经验，开拓佛教弘法新途径。晚清以降，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他们通过在全国各地办学校，开医院等方式，快速扩大影响，并吸引大批信众。正如普悲居士所言：“彼耶教徒，到处传其上帝福音，创学校，设医院，浸至今日，遂深入民意，穷乡僻壤，随处可见十字之架，彼能具今日之成绩，是皆有赖于学校医院之力。”[20]上海佛化医院的开设，当亦受到此种弘法方式的影响，在积极借鉴的同时，并不一味照搬，而结合佛教实际有进一步之创新，如在理念、医疗方式上皆有创新。
其四，弘法模式的影响深远，不但在国内产生影响，后来通过福建等地影响到新加坡等地。近年来国内各地也出现了不少佛教施诊所，与之影响也有一定关系。如广州光孝寺近年来开办的施诊所，影响较大，而据网上报道，其一定程度受到新加坡佛教施诊所的影响。又如新加坡佛教施诊所，是南洋地区最有影响的佛教医药慈善组织，追根溯源，其创办者竟是民国时期曾在国内从事过医药慈善活动的法师[21]。
当然，陈其昌及其创办的观音救苦会与上海佛化医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印光法师在《复陈其昌居士书》中批评道，“阁下与光，完全异趣。光一味简略，阁下一味铺张，祈勿来为妙”。应该说，印光法师的批评和质疑是有道理的。陈其昌居士创办的观音救苦会及佛化医院，确实过于宏阔，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办好的。因此，与其一味铺张，不如单独专一于佛化医院一项事业的好。而此类教训，对我们探讨当代佛教弘法模式之转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FZJB003。
【注释】
[1]吴平：《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佛教医院诊所》，《法音》2003年第5期；夏金华，《民国时期上海佛教团体慈善公益事业与现代寺院慈善活动的比较研究》，《南京晓庄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明成满：《民国佛教的医药慈善研究》，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6卷，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页；李铁华：《陈其昌居士生平及其医事活动考述》，《中医药文化》2016年第4期等。
[2]李铁华：《陈其昌居士生平及其医事活动考述》，《中医药文化》2016年第4期等。
[3]江易园：《介绍创设观音救苦会国医陈其昌居士》，《弘法社刊》1936年第32期。
[4]王曜：《陈惟心居士略史》，《大生报》1936年第6、第7、第8期。
[5]吴平：《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佛教医院诊所》，《法音》2003年第5期；夏金华，《民国时期上海佛教团体慈善公益事业与现代寺院慈善活动的比较研究》，《南京晓庄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明成满：《民国佛教的医药慈善研究》，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6卷，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页；李铁华：《陈其昌居士生平及其医事活动考述》，《中医药文化》2016年第4期。
[6]佚名：《观音救苦会昨开筹备会》，《佛教杂志》1935年第11期。
[7]佚名：《观音救苦会章程》，《大生报》1936年第1期。
[8]据《观音救苦会会务纪要》（见《大生报》第1期）及《大生报》其他相关报道归纳为四个方面。
[9]参考《大生报》，1936年第6期。
[10]太虚：《希望老诗人的泰戈尔变为佛化的新青年》，《海潮音》1924年第4期。
[11]佚名：《上海佛化医院成立》，《海潮音》1937年18卷第1期；或参见《佛教居士林特刊》1937年第40期。
[12]佚名：《上海佛化医院住院章程》，《大生报》1936年第6、第7、第8期合刊。
[13]佚名：《上海佛化医院简章》，《大生报》1936年第6、第7、第8期合刊。
[14]《大生报》是保存该医院资料最全面的文献，但《大生报》只保存第1至第6、第7、第8期合刊（也可能只办到该合刊），而其他期刊也基本无此医院的后续消息登载，因此对医院后续情况无法有进一步了解。
[15]张化：《上海佛教通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但笔者目前还没有能够找到相关资料进行证明，因而暂且存疑。
[16]立鳌：《上海佛化医院开幕纪》，《大生报》1936年第6、第7、第8期合刊。
[17]佚名：《上海佛化医院成立》，《海潮音》1937年18卷第1期。
[18]李铁华：《民国时期都市佛教的医药慈善事业》，《中医药文化》2013年第2期，第14-17页。
[19]江灿腾：《现代中国佛教思想论集》，新文丰出版社，1990年，第153页。
[20]普悲：《佛化医院与佛教前途》，《大生报》1936年第6、第7、第8期合刊。
[21]陈全忠：《常凯法师述略》，《闽南佛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