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和其他重大突发创伤事件的启示

根据麦永接等人的研究，“非典”幸存者中满足以下条件的人群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较高。^[10]

首先，表现出严重疼痛和生理功能障碍的群体。一方面，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焦虑程度高，生活适应能力受损，这会使他们出现注意偏差，更加关注疼痛而使疼痛加剧，并导致生理功能障碍；另一方面，疼痛和功能障碍可能持续提醒患者回忆创伤事件，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持续。因此，优化疼痛控制可以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继发性发展的风险。

其次，对健康的感知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接触新冠病毒后的临床过程、结果和治疗方法对患者乃至医务人员来说，可能是具有威胁性、不可预测和无助的经历，可能威胁到他们对自我、世界和未来的看法。血管坏死是减缓创伤后应激障碍康复进程的重要因素：血管坏死有可能引起疼痛和功能障碍，这与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内在联系；血管坏死的发现发生在“非典”结束后的6—9个月，那时患者开始期望自己的身体功能得到改善，但严重的后遗症很可能破坏患者的信心，使他们产生挫败感，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对个人能力的评估）和信念体系。因此，“非典”出人意料的、长期的身体并发症会影响人们摆脱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2月20日以后，媒体曾多次报道治愈患者在复检中查出核酸阳性的情况，无论是真的愈后复发还是之前的检测是假阴性，都会给患者带来心理负担，这也可能会破坏患者自身的疾病感知，产生疾病无法治愈的挫败感，需要引起心理健康干预者的注意。

再次，患者对个人控制的消极看法。如果患者在疫情出现之前就患有慢性身体疾病（如心脏病等），感染“非典”的经历可能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不良的身心状况会削弱他们从心理创伤中恢复的先天能力。(https://www.daowen.com)

最后，女性幸存者患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更高。在卫生保健系统中，大多数护理人员和卫生保健助手是女性。《人民日报》3月8号的微博引用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发布的数据，在抗击疫情的4.26万医护人员中，女性医护人员有2.8万名，占整个医疗队的2/3，这尤其需要关注和重视。

哈维鲁克等人的研究显示，在加拿大因“非典”疫情被隔离的人中，具有以下因素的人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的风险更高。^[11]（1）隔离时间超过10天的人报告由创伤引起的主观困扰更多。（2）认识或直接接触“非典”患者可能带来更大的患病风险。（3）家庭年总收入较低的被隔离人员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所有受访者都描述了一种孤立感：强制性缺乏社交，特别是缺乏与家庭成员的身体接触被认为是极其困难的事。隔离在家的人不能见朋友，不能工作，不能购买日常生活的基本必需品，不能购买处方药等，这使他们与外界的距离增加了。戴口罩也给他们带来了不便，增加了隔离感。在某些情况下，对温度的自我监控也引起了极大的焦虑。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调查的人群数量超过1.5万人，但最后只有129人完成了调查，其中68%的受访者是医护人员，66%的受访者是居家隔离人员。由于样本量偏小，且加拿大并非“非典”的严重感染区，可以认为该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恶性传染病的破坏力在最开始时远远比不上地震或者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但它的周期长，传播速度快，影响人数众多，对它的应对往往是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持久战。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受到病痛的折磨，甚至失去生命，幸存者也往往不得不反复目睹死亡，所有被疫情波及的人都笼罩在疾病甚至死亡的阴影下。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役中，面对未知的病毒，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尤其是处于疫情中心地带的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我们尚不知道这场病毒战役会给幸存者的心灵造成什么样的创伤，但我们知道，全国的心理工作者（尤其是有心理咨询背景的心理学家）已经通过网络平台等形式，开始给疫情重灾区的人们提供心理疏导和心理帮助，努力把创伤的伤害降到最低，这也是我们撰写这本书的初衷。

专业辅导面向的人群毕竟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工作者，面对这种突发的重大创伤事件，也未必有充分准备；而在这种时候，从前人积累的研究经验中汲取知识，及早进行心理建设和预估，对心理咨询工作者来说十分有必要。在心理干预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把专业心理辅导资源让给灾区人民是必然的，非危急人群（如前面提到的第五级幸存者）可以暂时通过自我心理调整的方法（见本章最后三个小节的急救包）来疏导压力和缓解情绪。面对创伤，任何惊恐和情绪低落都是正常反应，不需要为此感到不安，只要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也不是赤手空拳在战斗。请正视自己内心的恐惧和创伤，用科学的方法疗愈伤口，及时寻求社会支持和专业帮助。我们的内心很柔软，但我们的心灵可以很坚强，请相信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