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痛苦的情绪复合体:悲恸与延长哀伤障碍

令人痛苦的情绪复合体:悲恸与延长哀伤障碍

亲密关系的丧失往往让我们陷入悲恸(grief)的漩涡。这种悲恸并不是简单的悲戚和忧伤,而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情绪复合体,融合了伤心、愤怒、无助、后悔、自责和绝望等多种消极情绪。当我们全身心沉浸在这种五味杂陈的消极情绪混合体中时,我们的思想往往发生改变。在悲剧发生之后,我们对生命的核心假设(core assumptions)很可能发生变化,同时,我们将不得不重新适应这种已经发生的改变。丧失所爱之人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怀疑自己驾驭生活的能力。

斯特罗毕(Margaret S.Stroebe)在《牛津压力、健康与应对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Stress,Health,and Coping,2012)中总结了在丧亲这一不幸事件发生后,人们在情感、认知、行为和生理/躯体这四个方面的常见反应(见表2-1)。

表2-1 丧亲事件后的常见反应

图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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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有的人表现出轻度和短暂的悲恸,有的人表现出极端和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悲恸,并没有所谓的“合适范围内的精神痛苦”,每个人都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悼念逝者,以自己的方式延续失去了逝者的现实和生活。戴维斯(Christopher G.Davis)在1998年提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人们重新适应时,常常采取两种方式:为失去赋予意义(making sense of loss),从经历中获益(benefiting from the experience)。[8]为失去赋予意义的常见例子如“这是命中注定”式的天命论,他/她的牺牲换来了更多人的生存,他/她常年糟糕的生活习惯导致既定的结果,等等;所谓的“获益”包括丧亲之痛让生者更加珍惜生命,更加呵护亲密关系,或者为了完成逝者的遗愿更加努力地生活,等等。通过这些不同的适应方式,我们的身份(自我评价)和对未来的计划很有可能发生了永久性改变。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永久性生活改变。事实上,很多人无法从悲恸中走出,陷入慢性长期悲恸并严重损害了生活。2015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11th Revision,简称ICD-11)中列出了一种叫作“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简称PGD)的心理疾病,指在丧失关系亲近的人六个月之后,人们对逝者的思念和哀伤依然弥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严重损害了个体的社会功能。

我们无法从“非典”的研究中获得关于延长哀伤障碍的信息,因为延长哀伤障碍是在2009年由普利格森(Holly G.Prigerson)等人最先提出的。[9]患有延长哀伤障碍的人每天至少被以下三种心理压力中的一种折磨:无法停止对失去的亲密关系的回忆(侵入式想法);感受到失去亲密关系所引发的强烈的情绪痛楚、悲哀和内心剧痛;对逝者的怀念。

长期承受这些心理压力,人的认知、情绪、行为都可能发生改变(见表2-2)。

表2-2 长期承受压力导致的改变(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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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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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出以上9种症状中的5种以上,就很可能被诊断为延长哀伤障碍。需要说明的是,与挚爱永久性分别所导致的悲恸是人之常情,沉浸在这种悲恸之中也是人性使然,心理障碍的诊断标准并不是为了给人贴上疾病的标签,而是为了判断某些持续性心理状态是否已经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生活,帮助人们决定自己或身边的人是否需要得到额外的帮助。

美国心理学家温奇(Guy Winch)在《情绪急救:应对各种日常心理伤害的策略与方法》(2015)一书中提到,丧失亲人和精神创伤造成的心理伤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生活被打断。创伤性压力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往往会感受到铺天盖地的情绪困扰,这种情绪困扰不仅伤害感染疾病的人,也会伤害没有感染疾病的人。尤其在信息时代,在疫情引起全国关注的那段时间里,微博和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上那些剧烈的情绪起伏,相信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第二,身份被改变。创伤性压力事件很可能会重新定义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的人生走向。我们必须从一些全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人生,思考自己的内在和活着的意义。当我们失去了生命中宝贵的亲人,或者亲眼目睹活生生的生命就此消失,不期而至的死亡会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可怕的空白。如果我们不尝试给这些空白赋予新的意义,我们的丧失痛苦会被放大,基本的自我意识会被粉碎,正如温奇所说,“使我们漂泊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厌恶的惊涛骇浪之中”。

第三,信念被破坏。创伤性压力事件可能挑战我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再安全,死亡从未如此迫近。为了重新获得安全感,我们必须寻找灾难的原因,反思事件的经过,分析每一个片段和细节,让发生的一切符合逻辑;更重要的是,如何做才能避免事件再次发生。但是,对于亲身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灾难的幸存者和肩负着救治重任的一线医护人员,不断重温创伤性记忆不但会带来更深刻的情绪困扰,还会让内疚和自责愈演愈烈,触发严重的抑郁情绪。

第四,人际关系被切断。由于相互感染的情况往往在家族成员中发生,很多疫情的幸存者可能同时经历丧失亲人的痛苦。面对这种永远的别离,很多人会退缩到幻想世界里,执迷于在头脑中与已经逝去的亲人说话,拒绝接受残酷的现实。但是,这样做会隔断个体与其他仍然健在的亲朋好友的联系,导致严重的社会退缩和社会隔离,切断获得必要的社会支持的渠道。

有一些悲恸可以通过时间的流逝缓慢疗愈,这取决于每个人面对压力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以及是否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和帮助。尽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对丧亲之痛的处理方式,在这个过程中,适当的独处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独自承受这种强烈的心灵之殇。恰到好处的社会支持对于减轻这种悲恸带来的压力是有帮助的,如果觉得专业的心理咨询有效,就要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如果能够在亲戚、朋友的陪伴中获得慰藉,就不要拒绝温暖的援手。有时候,贴心的宠物的陪伴也能够让心灵获得温暖。最重要的是,不想遗忘悲恸也是可以接受的,这同样是很正常的选择,只是我们需要努力学习如何与悲恸共存,不要被悲恸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