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和其他重大突发创伤事件的启示

香港的研究者在2005年的研究显示，曾经是医护人员的“非典”幸存者、认识“非典”患者的人和因为心理障碍而接受过心理咨询的人，罹患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障碍的风险更高，因此可能更需要早期和集中的支持服务。^[12]该研究也发现，“非典”幸存者拥有可以交谈和分享担忧的人越多，愈后患抑郁等心理障碍的风险就越低，说明有质量的社会支持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因素。也有研究者研究了香港“非典”幸存者的压力水平和心理困扰，发现幸存者在疫情暴发期间的高压力水平在一年后仍持续存在，没有下降的迹象，并且表现出令人担忧的抑郁、焦虑和创伤后症状。^[13]这说明传染病的长期心理影响不容忽视，心理保健在疫情中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博南诺（George A.Bonanno）等人对997名香港“非典”幸存者在住院后的6个月、12个月和18个月进行了纵向调查，发现根据幸存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可以将其分为四个类别：慢性功能障碍组、延迟性功能障碍组、恢复组和适应组。^[14]其中，慢性功能障碍组的身体健康相比其他三组要差。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强的人具有更好的社会支持，与“非典”相关的忧虑更少。苏东平（Tung-Ping Su）等人对“非典”暴发急性期台湾地区护士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比起不收治“非典”患者的部门，医院中收治“非典”患者的部门的护士表现出抑郁和失眠症状的要多很多（分别是38.5%和37%）。^[15]这个研究同样证实，管理更严格、规范和结构化的工作环境，积极的应对态度，以及强大的社会和家庭支持，可以有效地减少急性应激伤害，保护护理人员。

塞纳特（Jude Mary Cénat）等人对在受埃博拉病毒影响的人群中实施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援助程序进行了系统回顾，发现参与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与疾病相关的抑郁症状、焦虑和压力也有所降低。^[16]由艺术治疗师、游戏治疗师、瑜伽治疗师和儿童生活专家组成的团队依据文化特点恰当实施治疗，以满足40个地点的儿童的心理健康需求。结果表明，儿童接受的心理健康干预越多，他们的状态就越好。(https://www.daowen.com)

重大灾难发生之后，我们平静的生活被打乱，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坚强一步一步营造的安全感受到了威胁，我们不得不面对生存的残酷，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未来的选择。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改变，也很少有人能够轻松适应这种改变。感到慌乱、悲伤、低沉、困惑、气恼甚至短时间的绝望都是正常的，这是我们在面对未知和措手不及时的正常情绪流露。因为目睹或经历了生离死别而感到自责也是正常的，这是人性的善良而不是软弱。我们哀痛于生命的短暂、大自然的无情，这是一种人类自远古以来就存在的愤怒——为什么人类的生命如此脆弱？为什么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如此渺小？这是我们共同的愤怒。也正是这种愤怒，还有其他的原始情绪，促使人类不断进化，不断发展，不断积累知识，不断迎接大自然对我们的考验，不断改善我们的文明和社会。有时候，这种愤怒无处发泄，我们甚至会对自己感到愤怒，感到自己的弱小和无能，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这的确是事实。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家庭，需要朋友，需要亲密的人际关系，需要同事，需要社会，甚至需要心理咨询师或者任何可以倾诉我们内心苦闷的人。这些围绕着我们、能够带给我们信任感的人，能够分享和理解我们的愤怒和悲伤，也能够缓解我们的忧郁和痛苦。和悲恸一样，我们有权以任何方式解读我们面临的灾难和痛苦，即使有些解读方式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痛苦，比如自责和悔恨。这些并不是错误，它们都是正常的心理和情绪反应。同样，当这些情绪反应积累到“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时，我们也有义务想办法缓解或结束这些痛苦，因为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可以负重前行，但绝不能被压垮。

抑郁症有时候像一种甜美的毒药，一开始，只要把痛苦都扛到自己身上，就可以不用考虑人心有多么复杂，现实有多么艰难，生活的压力有多么沉重了，这似乎是最轻松的做法。但是逐渐地，当我们习惯了不断将自己渺小化，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自己，就会越来越看不清楚自己是谁，我们的自我逐渐变得模糊，甚至消失。直面自己的内心、正视现实和解决问题都需要勇气，有时候也需要别人的支持和鼓励，但是，主动采取行动永远比被动承受痛苦要好，因为如果什么都不做，那么什么都不会改变。抑郁并不是洪水猛兽，只是一个内心柔软的人（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遭遇了困境，需要得到自己和他人的帮助。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更多善良的人可以求助，他们会听到我们内心的呐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不是那个大声喊着自己一事无成的声音，而是那个不断对自己说，我想要好好生活下去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