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创新需求
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使社会治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趋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随着需求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多元分化，基层治理体系长期面对如何有效供给多层次公共产品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关系这两个基本挑战。这就势必需要更多地引入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形成多层次的复合治理结构，创新基层治理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技术手段等。[16]一是需要观念创新。由以往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转变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并树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推进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二是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在国家权威与社会自主性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重组党政、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力量，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使自治、法治、德治相得益彰，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三是需要服务流程创新。2015年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首次提出了“放管服”改革这一概念，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2020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可见，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更加追求简约高效，应从群众需求出发，以服务流程为改造对象，通过对服务流程构成要素的重新组合，对服务流程的重新设计，从而提升服务质效。比如，浙江省首创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是服务流程创新的成功典范。2016年12月，浙江省开始全面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深化“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破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推进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等措施。到目前，已经实现省市县三级“最多跑一次”事项100％全覆盖。[17]四是需要技术创新。当前，以信息化、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一系列新技术所具备的数据开放共享、便捷快速等特性，能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迅速拉近政府与人民、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距离，降低政府的治理成本和基层自治的难度，提高治理效率。因此，只有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创新和广泛应用，让信息多跑路，企业和群众少跑腿，才能够更高效地应对当前流动性强、开放度高的社会运行机制，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8]
[1]黄晓春：《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起点与方向》，《西部大开发》2014年第11期，第72页。
[2]杨宜勇：《协商民主：重在协商难在真协商》，《前线》2020年第1期，第81页。
[3]邹东升、黄琦：《信访评议制度的地方实践与经验启示——浙江海宁模式探析》，《重庆行政（公共论坛）》2018年第6期，第30页。
[4]谢志强：《用网格化治理新思维构建社区治理新体系》，《人民论坛》2015年第1期第66页。
[5]向春玲：《“红色网格”：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5期，第108页。
[6]邹东升：《科技支撑赋能新时代社会治理》，《国家治理》2019年第41期，第23页。
[7]蒋卓晔：《党建引领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2期，第77页。
[8]邹东升、陈思诗：《新时代违法信访治理的制度依据、实践现状与机制构建》，《重庆行政（公共论坛）》2018年第4期，第25页。(https://www.daowen.com)
[9]宗晓慧：《党建引领推进“三治融合”》，《中国组织人事报》2019年9月2日（第6版）。
[10]文宏、李风山：《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29日（第7版）。
[11]袁明：《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思考》，《四川党的建设》2018年第23期，第36页。
[12]刘理晖：《适应人民新需求，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12月14日（第1版）。
[13]《从“政府配菜”到“百姓点菜”——海口“微实事”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新华网2019年2月19日。
[14]《习近平重申“本领恐慌”有深意》，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3月4日。
[15]刘小军：《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因应之策》，《学习时报》2016年7月28日（第5版）。
[16]黄晓春：《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起点与方向》，《西部大开发》2014年第11期，第72页。
[17]《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纵深推进》，央广网2018年12月2日。
[18]文宏、李风山：《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2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