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哲学看疾病诊断
肿瘤诊断的发展
现代医学从器官、细胞再进入分子水平，加上电脑等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疾病诊断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右图提示癌症诊断的粗略进展，小至1厘米或更小的癌已无处藏身。笔者以为，从中华哲学角度，疾病诊断有两个方面值得强调。
（1） 简便、易行、价廉的早期诊断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疾病有早期和晚期，这也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那么哪方面是主要的呢？无疑，从疾病治疗的角度，早期远胜于晚期，因其事半功倍。
笔者搞癌症研究，1991年我们在上海召开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开幕式上请了约20位生存10年以上肝癌病人大合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轰动；2019年我们研究所50周年之际，又邀请了几十位生存20年以上的肝癌病人大合唱，引起更大的轰动。
确实，半个世纪前笔者进入肝癌领域之初，病人基本上是“走进来，抬出去（死亡）”。1971年美国最大的癌症中心一位专家报道，全世界过去65年期间只收集到45位肝癌病人生存5年以上。而前几年我们研究所的不完全统计，已有88位生存20 ～ 48年的病人，他们中约六成来自小肝癌（早期）切除。现在病人变为又能“走出去（治愈或好转出院）”，主要因为早诊早治。肝癌之所以难治，重要的原因是病人到医院看病时大多已是晚期，只有一成的病人能够手术切除，切除后能生存5年以上的也只有一成多一点，所以肝癌曾被认为是不治之症。
20世纪70年代，那时还没有超声和CT，我们团队发现，单纯验血中“甲胎蛋白”便可诊断出没有症状的肝癌，没有症状的肝癌大多直径不到5厘米，所以叫“小肝癌”。小肝癌大多能够手术切除，切除后生存5年以上可达到五六成。这样肝癌便从“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无论美国、意大利或日本的大样本病例统计，都认为肝癌预后的改善，主要归因于早诊早治。
当今癌症的早诊早治，已成为多数实体瘤疗效提高的主要方向。世界卫生组织说，癌症筛查和早期发现可以挽救生命，确实不少实体瘤的治疗都证明早诊早治的重要性。因为早期癌症：① 肿瘤小，局部容易被消灭，创伤小。很小的肝癌，除手术外，还可用射频消融、精准放疗等；很小的胃癌，还可用胃镜行黏膜下切除；早期乳腺癌还可用保乳手术。② 多未播散出去，容易一网打尽。同样切除，小肝癌与大肝癌比，生存率倍翻。③ 病人免疫功能较好，即使还有少量残留癌细胞，也容易得到控制。然而早期癌症多无症状，只能靠筛查、高危人群监测或年度体检发现。而这是一大堆人群，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全民普查难以进行。这就要求发展简便、易行、价廉的早期诊断，当年我们用验血中甲胎蛋白来诊断尚无症状的肝癌，尽管这种方法未能覆盖全部肝癌，但由于简便、易行和价廉，仍然沿用至今。
（2） 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诊断(https://www.daowen.com)
在21世纪医学诊断突飞猛进的今天，笔者却遇到不少啼笑皆非之事。
忽视局部与整体结合的误诊
笔者甲状腺手术后声带闭合不全，常因炎症引起咳嗽，2002年一次剧烈咳嗽导致腰椎骨折。主管医生怀疑病理性骨折，骨扫描果然发现颅骨、肋骨、股骨、骶骨等有不对称病灶；磁共振显像（MRI）也怀疑骨转移癌。加上超声和MRI发现前列腺有多血管的“结节”，于是诊断为前列腺癌全身骨转移。但前列腺穿刺没有发现癌，主管医生说有些病人穿刺5次才获得诊断。多数会诊医生也认为不能排除前列腺癌全身骨转移。笔者想如果是前列腺癌，为什么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不高？除腰椎骨折处疼痛外，为什么怀疑骨转移部位不痛？笔者建议查一下血沉（红细胞沉降率），结果只有8，属正常；癌转移通常脉搏快，而笔者卧床反而慢；全身情况也好转，为此没有同意再做前列腺穿刺。100天后腰椎骨折痊愈而出院，至今19年健康如常。这次误诊，来源于医者相信各项检查的“报告”，而没有真正获得第一手资料，会诊医生也没有做体格检查，没有重视“病人主诉（如痛的部位、全身情况）”和“常规检查（如脉搏、血沉）”。归根到底，只注意局部而忽略整体。
1953年笔者做实习医生时遇到不少腰椎骨折病人，做个简单的X线正侧位片便可诊断。现在都改做CT，结果笔者老伴、家兄腰椎骨折都漏诊了。
20世纪90年代末，旅居美国的舍妹称，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发现食管肿瘤伴两肺多处转移，但自觉无异常。后来证实食管肿瘤为良性肿瘤，肺转移为假阳性，一场虚惊。
多年前一位友人称，其父八十多岁疑患肝癌，跑了几个医院，验血多次，做了彩色超声、MRI、CT和肝穿刺，还是定不了，正打算做PET — CT。笔者阅片似小血管瘤，建议来诊，通常陪病人一起检查彩色超声，常能明确。约好门诊，病人未来。后来友人来告，病人做PET — CT后便得肺炎而去世。其实即使是肝癌，也是小肝癌，即使不治疗，也不会这么快去世。过度诊断弊多利少啊！
毛泽东说，研究问题切忌片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从“阴阳互存”的角度，不能只看“阴”，不看“阳”。为此，从中华哲学看疾病诊断：① 既要搞高精尖新的诊断，也不能忽视“多快好省”，特别是早期诊断的研究。② 最重要的还是“局部”与“整体”兼顾，需有简单易行的整体指标，目前偏重免疫系统，而神经系统少。③ 诊断疾病“化验和检查报告”与“病人主诉和体检信息”两者不可偏废。④ 减少“侵入性、潜在损害机体检查手段”，重视“非侵入性手段”。⑤ 还要发展“形神并重”的诊断体系研究，等等。中医的“望闻问切”属于“黑箱”性质的诊断，虽不够“精准”，但兼顾了“简便”和“整体”的优点，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