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哲学看疾病治疗

6　从中华哲学看疾病治疗

我们对中华哲学思维简单的归纳，就是“三变”─“不变、恒变、互变”。

（1）“生老病死”是“不变”的自然法则，治疗是减轻疾病，不是消灭疾病

所谓减轻疾病就是达到《黄帝内经》所说“阴平阳秘”，就是病人机体与病邪的斗争达到一定的平衡、协调、和谐，从而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但是“病”通常并没有被彻底消灭：您能说传染病病原体被彻底消灭了吗？癌症根治性治疗后为什么一二十年后还有转移复发的呢？高血压停药后为什么血压还会高呢？糖尿病同样不能停药，等等。这也如同社会问题，您说社会稳定了，但不能说罪犯已完全被“消灭”。笔者搞癌症，1858年魏尔啸（Virchow）发表《细胞病理学》，奠定了癌症的病理学基础，即一旦病理切片证实为癌症，就千方百计用各种方法去消灭它。这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出现了各种消灭肿瘤疗法，直至今天的分子靶向治疗，也主要是以消灭肿瘤为目标。然而实践证明，无论传染病的病原体，或癌症的癌细胞，都没有完全被消灭。对此，东西方医学思维有明显区别，如果拿《孙子兵法》来对照，西方倾向消灭肿瘤“百战百胜”，孙子则说要争取“非战取胜”；西方强调“围堵追杀”，孙子说要“围师遗阙”，即留有出路；西方追求“斩尽杀绝”，孙子说“穷寇勿迫”；等等。总之，中华哲学思维的核心，就是不强行过度改变自然法则，因为过度改变自然法则必将引起自然法则的纠偏。

当然西方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早在2009年《自然》（Nature）的一篇文章说“与其消灭肿瘤，不如控制肿瘤，消灭肿瘤促进其抵抗和复发”；另一篇文章也提出“消灭肿瘤还是允许带瘤生存”。

毛泽东认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反过来，只有有效地保存自己，才能大量地消灭敌人。笔者以为，对于癌症，消灭肿瘤仍然是主要的，这也是百余年来人类与癌症抗争的历史。但癌细胞由正常细胞变来，不同于传染病的外敌入侵，既有对抗性矛盾，也有非对抗性矛盾，为此笔者提出“消灭与改造并举”的方针。中华哲学思维，重在以柔克刚、刚柔并济。这早已体现在古代帝王的“恩威并施”，治国的“德主刑辅”，军事的“消灭与劝降”，对残敌的“镇压与给出路”，对待犯罪的“死刑与徒刑”。即使对付传染病，也需要刚柔并济。相反对细菌的过度消灭，可导致超级细菌；如果将细菌都消灭，人也难以生存。

（2）“阴阳互变”，疾病早期和晚期可以互变，治疗需抓住早期的时机

《黄帝内经》说“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然后入络、入经、入腑。又说：“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如果治疗晚了，就会“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为此，“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疾病的早诊早治之所以重要，以肝癌为例，同样手术切除，小肝癌切除后的五年生存率为大肝癌切除者的一倍，因为小肝癌转移出去较少，容易一网打尽。笔者研究所不完全统计，生存20 ～ 48年的88例肝癌病人，近六成来自小肝癌（早期）切除。早诊早治所以取得较好疗效，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此外，从阴阳“互变”的角度，早期可变为晚期，晚期通过综合治疗，也可能变为早期。笔者单位将不能切除肝癌经综合治疗使肿瘤缩小后加以切除，其效果可与小肝癌切除媲美，因为切除的不再是大肝癌，而是小肝癌。(https://www.daowen.com)

（3）“阴阳互存”，疾病治疗特别需要兼顾局部与整体

“阴阳互存”是指阴阳对立双方互存于一个整体，在医学可引申为无数方面。就疾病治疗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局部与整体。以癌症为例，自从魏尔啸（Virchow）奠定了癌的细胞起源以来，原先癌症有6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即“无限复制”和“侵袭转移”，这6个特征都是针对癌细胞的，隐喻癌是局部病变。而2011年《细胞》（Cell）的一篇文章认为，由于近年的诸多发现，新一代癌症特征应加上如左下图所示的第7～10条，这4个方面覆盖代谢、免疫、炎症和基因突变，均属全身性问题，提示癌症是全身性疾病。为此在治疗上（右下图），除应进行局部治疗（手术、放疗、化疗、局部治疗以及多数分子靶向治疗）外，还应关注全身性干预，包括神经、免疫、内分泌、代谢等的干预。

即使是外界病原体入侵的传染病，也是全身性疾病。为什么在相同的环境下，有些人得病，而有些人不得病，除病原体的强弱因素外，还取决于病人抵抗力的强弱。之所以不得病，如《黄帝内经》所说“内外调和，邪不能害”；之所以得病，也如《黄帝内经》所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因为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疾病是“正”与“邪”相搏的结果。为此不能只针对性消灭病原体和癌细胞，还要考虑如何“扶正祛邪”。就癌症而言，近年已陆续发现不少非消灭肿瘤的药物，有助改善癌症的预后。

（4）“阴阳恒变”，治疗需要“随机应变”

毛泽东说“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恒变”。阴阳相搏，永不停息。就社会现象而言，政治斗争从未停息，其进一步激化便是战争。对医学而言，机体内环境与外环境相搏也永无止境，导致明显失衡、无法协调或难以和谐相处，即出现疾病。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也同样是阴阳相搏的复杂过程。既然疾病的转归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疾病治疗也就因此需“随机应变”。当前强调的“个体化治疗”应带有这个目的。但目前的个体化治疗是分子水平的个体化治疗，实施困难。因为强调“白箱”，需要首先弄清相关基因，才能设计药物，才能进行临床试验，才能用于临床，但这需要时间。中医在几千年的实践中，凝练了“辨证论治”的经验，是整体水平的个体化治疗，有其实施的优越性。因为中医采用“黑箱法”，无须首先弄清机制，只要实践有效就可以用，几千年实践积累了已反复验证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要辨证正确，就可立即找到相对应的治疗方法，而且可以随着病情的不断变化而立即改变治疗方法。因此，其理念值得西医参考。

（5）“阴阳中和”，治疗要重视“复衡”，避免“过犹不及”

从中华哲理“阴阳中和”的角度，疾病是“阴阳失和”，或者叫“阴阳失衡”。包括人与天地的“失和”，《黄帝内经》说“内外调和，邪不能害”；包括身心“失和”，《黄帝内经》说“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包括中医的气血“失和”，《黄帝内经》说“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等等。总之，疾病就是正邪相搏导致“失和”或“失衡”。为此，“阴阳中和”是疾病治疗的大法，就是要重视“阴阳复衡”，避免“过犹不及”。而“求和”是阴阳相搏（即阴阳互变）的结果，最终达到和谐状态，《道德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就可以解析，中西医治疗疫病理念的异同。西医治疗旨在消灭病毒，而中医治疗旨在赶走病毒，包括扶正祛邪，使病毒与机体达成和谐状态。为了避免“过犹不及”，《黄帝内经》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果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而西医使用抗生素治疗感染性疾病主张用足量，使用化疗治疗癌症也要用足量，甚至用超根治手术希望根治癌症；在服用保健品、提倡运动、营养供给等，也常认为越多越好。中华哲学之所以主张“中和”，就是强调疾病治疗要关注“正”与“邪”两个方面。“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就是在消灭细菌/病毒和癌细胞的同时，避免机体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实际上也是在疾病治疗上要“标”和“本”兼顾。

总之，“阴阳互存”“阴阳互变”“阴阳恒变”和“阴阳中和”作为中华哲学的核心，对扩展现代医学治疗将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