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看待对抗与非对抗

4　辩证看待对抗与非对抗

“对抗”与“非对抗”也是一对矛盾。从“阴阳互存”的角度，我们不能只关注“对抗”，而忽视“非对抗”。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此有精辟论述，如：“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又说：“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又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我国的解放战争，也同样用了“对抗”与“非对抗”的两手，如平津战役，首先用“对抗”手段，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包括天津战役取胜，最后迫使对方接受“非对抗”的北平和平解放。

（1） 对付癌症，聚焦“消灭”（对抗）多，关注“改造”（非对抗）少

现代医学聚焦“消灭”疾病，对付癌症用消灭癌细胞的战略（手术、放疗、化疗、局部消融、多数分子靶向治疗），这就是百余年抗癌战的历史。但未能百分之百消灭癌细胞，复发转移仍是瓶颈；加上对癌细胞的过度“消灭”，也常促进未被消灭残癌的转移和反弹。这好比皮球打得越重，反弹也越重。笔者单位过去10年实验研究，发现所有直接消灭肿瘤的疗法，均可通过缺氧、炎症、免疫抑制等，导致残癌上皮─间质转化（癌细胞从方方整整不太活跃的样子，变为两头尖非常活跃的样子），而促进转移。这也是笔者提出对付癌症要“消灭与改造并举”的缘由。最近令笔者不解的是，应用抗乙型肝炎病毒药物后，乙型肝炎相关死亡（包括肝癌），反而上升（下页右图由廖勇教授提供；J Hepatol，2015）。这些是否提示过度的“消灭”，产生新的“失衡”，导致大自然的“纠偏”？

读者不要误解以为笔者反对用“对抗”的手段。笔者是肿瘤外科医生，笔者的一位高中同窗，患早期肝癌，尽管病人已86岁高龄，笔者看他身体尚可，还是建议他手术（对抗手段）。为什么笔者没有建议用非手术，因为如毛泽东所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那时病人是处于我强敌弱的态势，病人身体尚可，而肿瘤不大，手术有可能将癌一网打尽。但在手术后，笔者就不同意继续用化疗（对抗手段）追杀残癌，只建议他吃点中药调理和每天走走路（非对抗手段），通过强化机体以控制残癌。因为化疗既可消灭残癌，但更可损害耄耋之年机体的免疫功能。病人随访至术后4年仍健在。为此“对抗”与“非对抗”既要兼顾，又要灵活应用。所谓兼顾并灵活应用，就是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如预防癌症需用“非对抗”，而“我强敌弱”的临床癌症病例则“对抗”有用武之地；如“敌强我弱”态势下的癌症（如大肝癌）病例，宜用“非对抗”，在肿瘤缩小、病人全身状况好转后，“对抗”（手术）便成为可选用的办法。

（2） 对付传染病，同样聚焦“消灭”（对抗）多，关注“控制”（非对抗）少(https://www.daowen.com)

对付传染病，历来聚焦用抗菌、抗病毒药“消灭”病原体。这在历史上取得了多种传染病得到控制的结果。然而对细菌的过度“消灭”，又常出现超级细菌。尽管人类对传染病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但传染病并未被消灭，只是被控。如肺结核卷土重来，鼠疫也不时有报道，笔者1994年主持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就适值新德里肺鼠疫流行。而且新的传染病更不断变换出现：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非典”、美国H1N1流感、非洲塞卡病毒病，直至最新的新冠肺炎等；即使同一种传染病的病原体，也可有不同的亚型，如新冠病毒已出现变异，从而为药物和疫苗研制出了难题。

笔者老伴在耄耋之年，曾因严重肺炎而多次住院治疗。在88岁那年，因吸入性肺炎转入重症监护室，不久接到区防疫部门来电称“您家病人有超级细菌，需要隔离”，原来在监护室用尽各种高级抗菌药物，包括替加环素，最后出现“鲍曼不动杆菌”，属多重耐药菌，需要隔离，老伴不久便离世。读者不要以为笔者反对用“消灭”病原体的办法，其实笔者只是强调即使对付传染病，也需要“消灭”与“控制”的两手。例如新冠肺炎流行，我国控制疫情主要靠“检测+追踪+隔离+中西医结合”，西医大多是对症（如给氧）治疗，中医是调控机体，都不是直接“消灭”病毒的。

新冠肺炎流行，笔者一直关注中医的疗效。其中连花清瘟胶囊（由连翘、金银花、炙麻黄、炒苦杏仁、石膏、板蓝根、绵马贯众、鱼腥草、广藿香、大黄、红景天、薄荷脑、甘草组成）的临床研究在国际期刊《植物医学》发表。治疗组和对照组各142例。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发热、乏力、咳嗽等症状恢复率为91.5%对82.4%，肺部CT影像改善率为83.8%对64.1%，临床治愈率为78.9%对66.2%；转重症的比例为2.1%对4.2%；但病毒检测转阴率差别尚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组中没有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这反映了西医治疗和中医治疗的目标不同，西医重在消灭病毒（对抗），中医重在调控机体（非对抗），提示其治疗理念的差异。然而到我国疫情基本控制之时，除恢复期病人血浆外，对新冠肺炎还缺少有效药物，为此中医治疗仍然是提高疗效的一条途径。值得提出的是“非对抗”的治疗理念，正如2003年抗击“非典”时中医名家邓铁涛主张的驱赶病毒（非对抗），而不是消灭病毒（对抗）。从顺应自然的角度，“非对抗”是否可减少如同超级细菌出现一样的病毒的反弹呢？

对付微生物需有两手，这是因为微生物也是一分为二的，它既有“有害”的一面，也有“有益”的一面；再者，它也是当今生物大家庭中的一员，也有生存的权利。笔者看到2019年顶尖杂志的两篇文章，《细胞》（Cell）的一篇说“肿瘤微生物组的多样性及组成，可影响胰腺癌的预后”；《癌细胞》（Cancer Cell）另一篇说“瘤内细菌/真菌及肠道菌群，对胰腺癌的癌变与疗效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无怪益生菌又变成新的保健品了。

总之，从“阴阳互存”的角度，不能只用“对抗”，而忽视“非对抗”。当前现代医学如果既重视“对抗”，又不忽视“非对抗”，将拓展出一大片“非对抗”的领域，从而进一步提高临床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