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看待攻邪与扶正

6　辩证看待攻邪与扶正

在疾病治疗上，“攻邪”和“扶正”是两个不同的大方向。从“阴阳互存”的角度，疾病治疗在攻邪的同时，应注意扶正，至少应注意不能过分伤正，也就是中医所说“攻补兼施”。至于攻邪与扶正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则需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说“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实际上两者是辩证的关系：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有效保存自己；而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

（1） 现代医学过度依靠药械攻邪，忽视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毛泽东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药械）通过内因（机体修复力）而起作用。”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癌症临床之初，遇到的均为中晚期病人，肝癌病人都有巨大的肿块。为救治病人心切，当年使用超大剂量的甲氨蝶呤（化疗），几周便见到肿瘤明显缩小。由于大剂量化疗使病人免疫功能明显降低，白细胞计数从几千降到几百，再过几周肿瘤以更快的速度卷土重来，而且如入无人之境，并出现全身广泛转移（包括现在很少见的皮肤和脑转移），病人瞬即死亡。后改用较小剂量化疗，再加用扶正中药，生存期明显延长。提示攻邪要适度，还要重视扶正。现代医学越来越多地依靠“药械”，忽视了人体强大的自我恢复能力；而且常认为“药械”越强越好，甚至因此削弱了机体的修复能力。如抗菌药物的过度应用，破坏了人体肠道内菌群的平衡，从而降低疗效；癌症化疗药物的过度应用，削弱了病人的免疫功能，同样难以获得好的远期疗效。2018年《科学》（Science）的一篇文章说，肠道菌群影响PD — 1免疫治疗（俗称“救命药”）的效果，如果同时使用抗生素，由于抑制了肠道菌群而降低其疗效；2019年《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一篇文章也指出，微生物组和癌症的发生发展以及治疗效果有密切联系。

（2）“攻邪”要一分为二

从消灭敌人才能有效保存自己的角度，现代医学对传染病和癌症都采取“消灭”战略，由此制备出对付微生物的各种抗生素，以及对付癌症的手术、放疗、化疗、局部治疗以及大多数的分子靶向治疗，从而促成近百年对付传染病和癌症疗效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如同皮球打得越重，反跳也越重一样，如果“攻邪”没有彻底消灭敌人，加上消灭敌人的同时机体也受到严重损害，常导致残敌卷土重来，而且打击越重，反扑也越重。笔者搞癌症，历史上“超根治手术”“超大剂量化疗”等，均成为昙花一现而被淘汰。因为当残癌卷土重来的时候，机体也处于完全无抵抗力的状态，尽管残癌可能为数不多，但也如入无人之境而反败为胜。

从中华哲学角度，“阴阳复阴阳”，即阴中有阴阳，阳中也有阴阳。疾病治疗中“攻邪”与“扶正”互存，攻邪中“正效”与“反效”也互存，所以“攻邪”也要一分为二。任何消灭肿瘤疗法都是一分为二的，2008年《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的一篇文章《荷瘤鼠事先给予环磷酰胺（化疗）治疗可诱导癌转移：化疗的反作用》，这里“化疗的反作用”，笔者还是第一次看到，因为通常一个新药问世，大家多注意其疗效和副作用，很少关注其有否“反作用”，那么有什么补救办法吗？笔者等在20世纪80年代，曾用裸鼠人肝癌模型做过实验性治疗研究，发现在给予放疗和化疗“攻邪”的同时，加用免疫治疗（混合菌苗，即Coley毒素），荷瘤鼠生存期明显延长，当然前提还是攻邪要适量。几年前笔者单位曾总结88例生存20 ～ 48年的肝癌病人，其中不少在手术消灭肿瘤后，应用了免疫治疗（混合菌苗、卡介苗等）。(https://www.daowen.com)

（3）“攻邪”要“适度”

笔者多次引用《黄帝内经》的这段话：“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果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大剂量放化疗应属“大毒”，因其可大幅降低病人的免疫功能，甚至使免疫功能消失殆尽，所以中医主张“十去其六”，为什么呢？“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过多将损伤正气。同样，有些抗生素也属于大毒，笔者老伴因吸入性肺炎用尽各种抗生素，最后用了替加环素，不久便见血小板明显下降，出现肝功能障碍、明显黄疸和出血倾向。这正是在治疗理念上中医大别于西医之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保持机体的抵抗力这个“内因”，始终是治病过程最重要的“根本”。至于“无毒治病”也只能“十去其九”。笔者以为，如同吃饭，饭是无毒的，但如果吃十碗饭，饭便变成可能危及生命之品。《黄帝内经》又说：“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笔者搞癌症，“大积大聚”包含了现代的癌症，也认为治疗要“衰其大半而止”，亦即十去其六，如果治疗过度，病人将死亡。所以“攻邪”要“适度”，这也就是“阴阳中和”之意。如何才是“适度”，需要经过多次实践才能确定。

（4）“攻邪”合并“扶正”可供参考的线索

2015—2016年，笔者老伴反复患肺炎，多次住院。每次用抗菌药物肺炎得到控制后出院，然而不久肺炎又复发。于是医者在肺炎控制后再追加一疗程抗菌药，然而出院后两月又因严重丹毒再住院。医者同样在使用抗菌药控制丹毒后，再追加一疗程抗菌药。不幸出院3个月后肺炎又卷土重来而再住院。同样使用新的抗菌药，好不容易又将肺炎控制，医者说还得再追加一疗程抗菌药。然而病人体温虽已正常，但人已虚弱到无力下床，而且冷天也大汗淋漓，连讲话都没有力气。笔者感到，病人因攻伐过度已衰弱不堪，决定不再追加抗菌药而出院。出院后自然不再卧床静脉用药，每天只口服一包“补液盐”，另外开了几副“生脉饮”（人参、麦冬、五味子）扶正中药，清淡饮食调理，慢慢下床走几步，然后在室内增加行走步数。没有想到两周后大汗已止，胃口也好起来。一月后已能下楼到院子里散步，大半年没有再复发。提示中药扶正是可供参考的一条线索。笔者也已耄耋之年，经常咳嗽，肺科老医生建议可用一点“日达仙”（胸腺素）以提高免疫功能，看来西医也注意到扶正的重要，这也是另一条可供参考的线索。

对癌症而言，“1. 辩证看待局部与整体”（前文第62～67页）一节中，已有关于强化整体的途径可供参考，至少包括神经系统干预、免疫干预、内分泌干预和代谢干预，这将大大扩展现代医学的新领域。当前免疫干预已重新受到重视，而神经系统的干预，是“扶正”的一条崭新途径，从中医“一曰治神”的角度，将可能弥补现代医学“重形轻神”的短板。

（5） 中华哲学扶正理念与西医支持疗法的异同

通常西医的扶正主要是提高免疫、补充营养，而且常认为越多越好，甚至主张强迫给予（如不能进食者的胃管给予）；当然也包括缺什么给什么，如失血则输血，血小板低则输血小板，等等。而中华哲学的扶正理念，笔者体会如下。① 主要是纠偏。如老子所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或《黄帝内经》的“不足则补，有余则泻”，如属“阴虚”则补阴，“阳虚”则补阳，通过“纠偏”使机体恢复修复能力。② 扶正重视“治神”。《黄帝内经》说：“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将“治神”放在首位。又说：“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神气之所生也。”至于如何“治神”，笔者非中医，不敢引申。③ 扶正要结合病人具体情况，不能硬性给予。笔者遇一老年肺癌病人，走着入院，医者即要病者每天口服“营养液”，病人只好勉强从之，但见其舌苔厚腻，两周便离世。笔者老伴最后一次炎症住院，因病人迷糊不能主动进食，医者通过胃管每天给予1 500毫升营养液；不料第二天便出现明显腹泻，因病人舌苔厚腻，笔者建议减少营养液；医者说营养液有助炎症的控制拒不减少，而采用止泻和堵住排出的办法，终因不能吸收而反流至肺，导致吸入性肺炎，提示“补”（扶正）同样要“辨证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