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看待高精尖新与多快好省

7　辩证看待高精尖新与多快好省

从“阴阳互存”的角度，“高精尖新”与“多快好省”也是医学经常遇到的问题，两者同样既对立，又互补。从我国国情出发，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党章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1） 癌症治疗聚焦高精尖新多，兼顾多快好省少

分子靶向药物的出现，是医学进入分子水平的标志，成为继化疗后的新一代癌症治疗方法，但也导致医疗费用大幅度提高，连发达国家都感到难以负担。笔者常引用一些报刊文章，是因为老百姓关注这些话题。2018年7月12日《参考消息》的一篇文章《天价救命药成美国社会隐痛》，确实，靶向药物，如免疫疗法的明星药物“派姆单抗”，有人称“救命药”，每年费用高达15万美元，约合百万人民币；用于治疗B细胞淋巴瘤的基因药物，一次治疗费用47万美元，约合300万人民币。偶见国内网上有“一辆小汽车换一盒靶向药，吃20天”的图片。分子靶向药临床上虽有疗效的提高，但早在2014年《柳叶刀》（Lancet）便有文章说“靶向治疗也非根治和持久，因癌被攻击而产生对抗”。

现在连西方也认为“对付癌症最好的武器不是魔弹（分子靶向治疗剂）”，2020年《自然》（Nature）的这篇文章说，近年美国不断报告癌症生存率的提高，文章认为之所以提高是因为肺癌减少，而不是因为用于晚期病人的靶向药物和新免疫治疗剂；认为有效的方案不是尖端药物，好的健康和社会政策将比复杂的药物挽救更多生命。

（2） 传染病防控同样需要高精尖新与多快好省兼顾

笔者最近看到我国1950—1970年代疫病防控多快好省的报道：基本消灭鼠疫、霍乱、天花、回归热、黑热病，控制了白喉、麻疹、脊髓灰质炎、伤寒、肺结核、血吸虫病；使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长至1975年的69岁；用的是强身抗病，建立卫生医疗体系，公费医疗，采取低成本治理（如培养农村赤脚医生、城市医务人员下农村巡回医疗，重视发挥中医作用），控制药价，等等。记得当年笔者也亲历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工间“广播操”和下农村培养赤脚医生。

再以新冠肺炎流行为例，我国得以基本控制，靠的主要是“检测+追踪+隔离+限制外出+中西医结合+疫苗”。2020年《自然》（Nature）一文称：非药物干预使我国新冠肺炎病例数降低了67倍，研究人员还发现不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也不同。早期发现和隔离病例比限制旅行和减少接触预防了更多的感染，不同的非药物干预策略的联合使用取得了最强烈和最迅速的效果。笔者体会，多种非药物干预（多快好省）的“联合应用”是我国第一阶段疫情得以控制的最重要手段。诚然，有效的检测还是要靠病毒的分离鉴定和相关科技（高精尖新）。相比之下，至2020年7月底，短短几个月，美国付出了死亡人数15万的代价，重要的原因可能正是忽视了非药物干预的重要性，尤其是其“联合应用”的认真实施。多快好省措施的联合应用，其作用可见一斑。为此，也提示医学应该高精尖新与多快好省两条腿走路。

这里再一次重申，笔者并不反对“高精尖新”，因为从“阴阳互变”的角度，“高精尖新”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转变为“多快好省”，但需要时间。笔者只是提醒在进行“高精尖新”的同时，不要忽视“多快好省”。如果只重视“高精尖新”，那只能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如果也重视“多快好省”，则同时可发挥非专业人员甚至人民大众的作用，毕竟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好。笔者认为，这正是东西方在哲学思维上的互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