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会导致无谓的战斗
思维所引发的二元冲突和偏见，最终会转化为无尽的战斗—有时是与自己的战斗，有时是与他人的战斗，或者是民族、国家、文化间的战斗。深陷其中，很多人会感慨“身不由己”或“无力改变”，但这种无力感只不过是个人的错觉。
因为无论是哪一种战斗，只要我们真的掌握了有效的干预技巧和新的自动的、适应性的反应习惯，都可以被及时地终止。
这绝非虚言。
一位来访者先后找过四位不同的咨询师，她不明白：“为什么我特别想维护好同学关系、舍友关系，总是小心谨慎地帮她们打扫宿舍卫生，帮她们在教室里占座，结果却没人喜欢和我在一起？”她迫切地想找到答案，想要改变这一切。
不巧的是，她遇到的咨询师，都对她以往的经历兴趣浓厚：他们会帮她分析童年的遭遇、与父母的关系，有一个咨询师甚至反复问她：“你觉得原因是什么？”这几段求助经历，让她再次感受到了无力与伤害，她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是注定的。
但显然这一切不是天生注定的。
这位来访者的问题，就是思维困扰引发的自我战斗。
比如跟舍友一起聊天，说到一个话题，有时候她会突然担心：“我这样说她会不会生气？以后会不会不理我？我还是不要这样说吧。”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这种现象也会反复发生：当她的利益得不到关注甚至被侵犯时，为了维护关系，她会选择主动压制自己的需要来迎合他人的建议。
这就是思维引发的习惯性的自我战斗：我想要这个，但我担心这会引起他人的不满，所以我不能表达，不能主动提要求，不能让别人不喜欢我……
结果，她发现自己越是努力地压迫自己，越想维护关系，她与同伴的关系反而越差。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我简单介绍两点原因。
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注意力资源终究是有限的。还记得“看不见的大猩猩”的实验吗？当我们专注于一件事情时，没有注意力资源可以做另一件事情。
这位来访者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注意力资源不足。当她陷入思维中时，与朋友的交流将戛然而止—她不再能有效回应同伴。在她的朋友看来，她已经丧失了继续交流的兴趣。这种解读，会迅速驱动她们做出结束沟通并远离她的行为。
在兴趣缺失之外，朋友关系会变差的第二个原因，是情绪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任何自我战斗，都会引发紧张感。在镜像神经元系统作用下，这种紧张可以被同伴迅速感知、模拟。但没人喜欢模拟紧张的感受，所以，人们会自动疏远情绪紧张的同伴。
在现实案例中，当这位来访者了解了自己真正的困境是什么之后，开始通过练习第一时间处理自我战斗式反应模式。很快，她惊喜地发现，当自己开始远离思维困扰并追逐现实生活时，原来可望而不可即的友谊，竟然自动进入了自己的生活。
与这位来访者相同，在抑郁、焦虑、恐惧、强迫、创伤等心理困境中，来访者都会遭遇自我战斗的伤害。
只有停止自我战斗，我们才能拥有想要的生活。
在自我战斗之外，思维同样会引发群体间的战斗。群体间的战斗，既可能是规模较小的不同圈子间的战斗，又可能是规模较大的文化间的战斗。这种战斗，可能是利益的对立、观念的冲突，也可能是经济的竞争。但它们的起源，无一例外，都是思维制造的分裂。
泰吉弗尔曾做过一项英国青少年偏爱实验。在实验中，他没有参考任何标准，没有考虑任何共同因素，而只是随机地将参与被试的青少年分成了两组。
结果，这一武断的分类，对随后的实验进程产生了严重影响：被标记为同类的学生，彼此认同感增加，甚至有可能为了同类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面对不同类的学生，他们却表现得冷酷且具有攻击性。
这个实验，清晰地阐明了思维制造对立与战斗的危险能力。
在斯坦福大学，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做了一个著名的监狱模拟实验：他招聘了24名经测试后确认心理非常健康的大学男生，然后将其中一半被试随机挑选出来作为监狱的“看守”，并发给他们制服和哨子，训练他们推行一套“监狱”的规则；剩下的一半被试则被指派为“犯人”，换上品质低劣的囚衣，并被关在牢房内。
虽然所有的学生都知道这是角色扮演，他们中很多人甚至都彼此认识。但仅用了一天时间，他们就进入了自己的角色：看守们开始变得言行粗鲁，充满敌意，想出多种折磨犯人的酷刑和体罚方法；犯人们则从一开始的角色扮演，很快就进入精神崩溃的状态，认为自己真的是一名犯人。很快，“看守”和“犯人”都进入心理失控状态，原计划14天的实验，在第六天时就被迫中止。
这一实验再次证明了思维制造对立与战斗的危险能力。
相比于群体对立和由此引发的族群战争，思维所引发的战斗，其最危险之处在于“文明冲突论”。
当然，本书的核心，是终结一切心理痛苦。所以，对于群体冲突，在这里不做展开，我们只需要知道：一切文明的冲突，同样都是群体思维活动的结果。实际上，如果认真探究，我们就会发现：群体冲突与个人冲突一样，都源于现实与思维的割裂。因此，当我们真的可以终结个人层面的心理冲突时，我们一样可以终结群体层面的文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