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21年：“东亚病夫”的耻辱

1840年，远道而来的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关闭已久的大门。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让一直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政府措手不及。虽然清政府有着“御人于国门之外”的强烈愿望，但腐朽落后的军事力量实在无法支撑起与侵略者的正面抗争，它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换取偷生的机会。1896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第二个年头，一份英国报纸给它送来了一个新称号——东亚的“sickman”^[1]。从此，“东亚病夫”就成了中国人在半个多世纪里深受煎熬的耻辱。近代民主革命家陈天华的《警世钟》里就这样写道：“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于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于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呀？外洋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2]

虽然“东亚病夫”最初指代的是清政府的腐朽和没落，是一个政治层面的概念，但随着国力的进一步衰弱以及由此引发的国人对于衰弱之因和图强之道的思考，这一概念开始突破政治层面，转向对国民体质的批判与反思。经历过百日维新的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成为一名“尚武”者。尚武，即崇尚武力之意。他从欧洲历史中得出“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蛮之武力”的结论，认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他进一步提出，要培养尚武的精神，必须备具三力，即心力、胆力和体力，其中体力的培养就必须依赖体育；他号召国人“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改变“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的现状。^[3]另一位维新人士徐一冰，因无法忍受“东亚病夫”的耻辱于1905年赴日本大森体操学校留学。两年后当他回国创办中国第一所体育学校——中国体操学校时，他明确使用“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作为校训。青年毛泽东有感于“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甚可忧之现象”，撰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发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震耳呼喊。

要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就必须发展体育、增强国人体质。这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但“想”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1901年，经过八国联军重创的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于1903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级学堂都要练习体操。但八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新政”随着清王朝一起告别了历史舞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于3月11日发布《劝禁缠足文》，借破除缠足陋习表达了“夫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4]的迫切愿望。同时，“中华民国”政府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各级学堂改称学校，且都要开设体操课程。但新生的“中华民国”是脆弱的，在各方压力之下，孙中山很快让位于做着“皇帝梦”的袁世凯。经过洪宪帝制的丑剧，袁世凯最终于1916年6月病逝。紧随其后的，不是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共和”时代，而是鲁迅先生笔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时代。可见，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增强国民体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还有谁能够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旗、为中国人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呢？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