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军事组织和战争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旧城镇的布局和名称上，在现代的风格上，在青年士兵的生活中，以及在语言里。“破玩意（son of a gun）”这个表述源于中世纪骑士认为武器是邪恶的，尽管这种说法通常会用更为通俗的词语来表达；“迁徙（upping sticks）”其实指代的是弓箭手去掉防御栓，而“迟疑（hanging fire）”则是使用早期的火器——火绳钩枪。想要对所有这些内容做词源上的分析会让人陷入绝望。我的看法是，军事力量也形塑了政治组织，在现代世界的形成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中世纪，封建军队是这一时期的丰富的、未被得到正确评价的宪政秩序的核心支柱，这一秩序是后来政治命运的最初表达，并为自由民主提供了最为重要、最不艰难的道路。但是，在近代的早期，也是本书研究的关键时期，军事革命——即那些从小型的、分散的骑士转向大规模的正规军队——在许多国家都使得立宪政体被摧毁，以及军事独裁的崛起成为可能。在战争的边缘地带，或是军事现代化不是依赖于大量的国内资源而实现的国家，立宪政体得以保持，并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础。

我在大学学习俄罗斯历史时开始了这项研究。我回顾这个国家不幸的过去，并思考为什么它没有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走向民主。我怀疑可能是因为其缺乏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这让我开始阅读“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当然包括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作品，它进一步让我对专制和民主的起源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并展示出了比较研究的力量。对俄罗斯以及西方历史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密切相关的两点。首先是莫斯科的俄罗斯议会以及地方自治的缺失，使其与西方经验分道扬镳，这要远早于资产阶级或者农业商业化的出现。换句话说，中世纪的西方，由于其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复制的一系列非凡的条件，独有着向民主迈进的开端。其次，普鲁士17世纪战争导致的军事变化以及彼得大帝对俄罗斯的影响，在解释专制的发展上，似乎都比经济或者基于阶级的变化更加重要。基于这两种看法，借用绝佳的地图，我几年前开始这个项目。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无数人对我的鼓励以及评价，包括答辩委员会成员劳埃德·鲁道夫（Lloyd Rudolph）、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马克·凯什岚斯基（Mark Kishlansky）、J·拉塞尔·梅杰（J.Russell Major）、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seleck）、伯纳德·S·希尔伯门（Bernard S.Silberman）、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本·卡普兰（Ben Kaplan）、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查理·梯利（Charles Tilly）、约翰·A·林恩（John A.Lynn）、邓肯·斯奈德尔（Duncan Snidal）、弗里德里克·D·威尔（Frederick D.Weil）以及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以及约翰·欧林（John M.Olin）研究所为研究借用了部分资源（当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同样重要并给予不同的支持还有琳达·布兰查德（Linda Blanchard）、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以及亨利·C·菲尔德豪斯（Henry C.Fieldhouse）。任何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人都值得我深深的感激，几代历史学人的卓越研究让这种类型的项目变得更加容易并充满乐趣。(https://www.daowen.com)

特别要感谢巴林顿·摩尔，不仅仅因为我的手稿上随处可见他所写的评论，还因为25年前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大胆地将问题推进了一步。摩尔教授表明，比较研究，深入检视历史资源，并与传统保持有益的距离，会带来有利的发现。这本书旨在寻找真理，也是献给他的。

布莱恩·唐宁（Brain M.Downing）

199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