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线性革命的政治变迁模式引发人们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极大兴趣。犹如20年前，关于政治发展的作品不计其数，目前关于国家形成的著作与论文也是汗牛充栋。不过，在急于抛弃现代化理论、理解国家形成过程之时，很多人似乎已经忘记政治发展学派主要的关怀：自由民主的起源与发展。许多人做研究的时候，似乎都相信（或许是不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学术的探寻。
本书希望阐明欧洲的自由民主与专制的源头。这是关于起源——关于欧洲民主与专制政府长时段的起源——的研究。本书无意为自由民主提供全面的解释，如此担当难免长篇大论，这里关心的是它的制度、法律以及意识形态基础，它们存在于18世纪早期，却是从中世纪晚期发展而来。然而，关于它们的开端是如此语焉不详，本书将对专制的起源提供更为详尽的解释。本书有三个主要论点。首先，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有许多区别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政治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代表制议会（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它是构成自由民主的基础，为欧洲提供了走向民主政治制度的前提，这一前提在近代发展的世界中永远无法重现。其次，军事现代化以及16世纪和17世纪的“军事革命”，使那些依赖国内资源来供养现代军队的国家强化了君主的权力。在这些国家，王侯（princes）废除了中世纪的宪政主义，建立起扩张性的独裁，使得上述那些幸运的前提不复存在。第三，有些国家避免了军事革命的爆发，或是在动员国内资源之外找到了支持战争的替代方法，这些国家的军事现代化并没有破坏立宪政府，正如普鲁士的案例所示，这种情况尽管无法确保自由政治的结果，但至少使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更高。
可以理解，近期的民主研究着眼于民主的崩溃（collapse of democracy）、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过渡，以及民主政体建立后随之而来的自由化进程。不过这些和本书所考虑的更为宏观的历史进程截然不同——这些研究的重点是那些在20世纪努力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以及从世纪之交之前就已经在西欧国家建立的民主过程。本书关注的是有利于民主和专制兴起的长时段条件。有五种关于民主发展的宏观历史学派：经典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奥托·欣茨（Otto Hintze）的作品；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所提出的现代化理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以及其他学者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学派；莱茵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也许是观念主义视角（idealist perspective）中的佼佼者；以及巴林顿·摩尔汲汲于农业商品化的学说。
韦伯在其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对欧洲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众多特征进行了讨论，并部分回答了启发韦伯一生的根本问题：为什么是欧洲[1]？这些特征包括法治，等级国家（Ständestaat），自治城镇，分权化的军事组织以及公民权利。尽管他的分析无比睿智，且常被后来的历史考证所证实，韦伯却并未系统分析欧洲的政治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也语焉不详。奥托·欣茨虽也指出了代表制议会的重要性，但更多强调封建关系的那一面：政治豁免权、位于君主-诸侯关系核心的自由契约，以及反抗非正义当局的权利。他还注意到陆军作战（相对于海军）对这些制度与关系的负面影响，不过他对于普鲁士与英格兰的关注从而所得出的关于战争与立宪政府的关系，却对后来者有所误导[2]。尽管未做充分而系统之阐释，两位经典社会学家的传统时至今日仍弥足珍贵。他们构成了本研究的起点。本书希望提供一份更详尽的关于中世纪宪政主义的描述，在先前独立的贵族制与十二三世纪重振声威的君主制间的动态平衡中寻找它的起源，同时将战争削弱宪政主义的那些机制和盘托出。
欧洲中世纪制度（European medieval institutions）对于自由民主发展的意义被几乎所有的现代社会科学家忽视。有人猜测，这种疏忽归咎于社会历史学派的深刻影响，该学派为社会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常常把现代世界的形塑看作经济现代化所产生的力量的结果，而经济现代化是现代早期才开始的（如果不是更晚的话）。不过，还是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中世纪结构的重要性。在韦伯传统下，兰德·柯林斯（Randall Conllins）指出了多种中世纪欧洲政治生活（部落政府，城镇，封建军队）的集体性（collegial nature），尽管其社会条件已经缺失，但仍继续存在于现代性中[3]。除了柯林斯，只有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和詹弗兰科·波吉（Gianfranco Poggi）似乎颇为激赏中世纪的政治遗产。亨廷顿对于中世纪制度的观察有效概括了本书的主要论点：“那些17世纪倾向建立绝对君主制的国家要么被打败……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消失了……后来倾向于发展成更切实可行的民主制度。中世纪的等级与多元化的议会所具有的持久活力，与后来的民主趋势息息相关。”[4]波吉关于欧洲政治制度发展的概括，清晰地描绘了中世纪国家的宪政特征[5]。
现代化理论的文献当然比比皆是[6]。尽管这一术语涵盖丰富的学问，现代化主义者（modernizationists）一般都推崇源于帕森斯功能主义（Parsonian functionalism）的线性进化的政治发展模型。其强调，传统社会一旦不可避免地遭遇现代社会，就会在由其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过程中崩溃。民主展开的那些机制并未被明确指出：解决各种危机（认同、合法性、渗透、参与以及分配）被认为意味着不断增加对专制统治的制约，以及机会、选举权和平等；对于现代工业社会具有根本意义的那种适应性，单靠民主政体就可以提供了；现代社会能够产生利益集团，在政治议题上发出越来越多的声音。
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几乎和政治发展的文献一样不计其数[7]。正如德国的历史决定论者和英国的辉格党（人）曾经做过的那样，现代化理论家乐观地认为他们的政治体系是所有社会发展方向的顶点。他们的经验基础不过是对于欧洲历史的粗浅理解，夸大了传统与现代的差别。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发展中世界的具体特征：后殖民国家的重负给威权统治埋下祸根，后发国家特有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以及缺乏作为社会安全阀的移民自由。很多后发国家在民主化与经济发展间权衡——政治与军事精英的解决方案倾向于后者。
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肯定，尽管“资产阶级革命”的主题，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到卡尔·马克思这些截然不同的思想家著作中俯拾皆是[8]，在亚当·斯密和拉尔夫·达伦多夫那儿，可能是最为直截了当的[9]。这些主题甚至出现在韦伯很多关于德国政治的文章中。这一观点主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大独立的中产阶级会产生利益集团、市民社会、理性的司法系统、对专制统治的制约、代议制政府，以及更多的选举权。这一观点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很多新近的历史研究表明，直到19世纪，贵族精英仍旧保持着政治控制，即便是在公认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乡——英国与法国也是如此[10]。其次，资产阶级占政治优势地位的复杂性很容易就会被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崛起这样的简单概念掩盖。布莱克伯恩（Blackbourn）和艾利（Eley）发现，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崛起是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过程，包括市民中的阶级分化以及贵族、工人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跨阶级联盟（extraclass alliances）。第三，根据滕尼斯（Tönniesian）和涂尔干（Durkheim）的二分法以及帕森斯（Parsonian）的对于现代与传统的“模型-变量（pattern-variables）”分析，资产阶级革命的主题夸大了与过去的决裂以及新兴资产阶级对政治体的影响。现代政府的很多核心组成部分——包括法治，代议制政府，财产权，制衡，以及豁免权——早在《谷物法》（Corn Laws）废除之前就存在了，甚至早于都铎王朝时期的圈地运动。这些核心内容很多都在中世纪被国王与贵族铲除，而至于财产权和市民法，它们则是遥远的罗马帝国遗产在中世纪文明的复兴。
民主发展的文化主义与观念主义的观点，其最好的论述可能要首推莱茵哈德·本迪克斯[11]。这种观点认为，君主制取得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路径（ideological approaches），自由与自主的概念，以及纷繁多样的文化模式，是解释民主与威权结果的关键变量。这种解释同样有其局限性——思想不能脱离其社会环境存在，即它们无法与在社会化过程中维持观念体系的制度以及社会团体相分离。另外，在17世纪的英格兰看到的宪政思想，在专制制度获胜的国家中也能找到，其强度不相上下。纯粹的观念主义并无法阐释，某种文化模式作为变量，更易产生民主。最后，本迪克斯未能解释价值与民主制度（议会、市民社会、法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因此，民主理念及其发展为现代民主之间的关系依旧是模糊不清的。
最后关于民主发展的观点来自巴林顿·摩尔，他部分回应了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基于农业商品化的政治发展模式。他发现了通往现代世界的三条路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上至下的“法西斯”革命，以及共产主义农民革命[12]。农业商品化的模式是解释英格兰、法国以及美国的自由民主崛起的主要变量。强烈的商业冲动，依赖于市场力量而非对劳动者公开的政治镇压，以及没有出现农民革命共同为自由民主提供了基础。在法国，这三种因素的组合有所不同：较弱的商业冲动，是由早期摧毁封建特权、为自由结果扫清道路的农民革命来补充的。软弱的商业阶级、对劳动的镇压，以及没有出现农民革命，导致了德国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道路。而前两个条件，加上后来出现的农民革命，则形成了俄罗斯以及中国所采取的共产主义道路。尽管很多关于《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以下简称《社会起源》）的评论强调，除了排除掉一些其他条件，以及阐明商业化的三条道路的重要性外，摩尔其实提出了一些其他有利于民主的因素：王权与贵族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致平衡，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及没有出现一个旨在反对农民与工人的城市-乡村联盟，它们的反面则更有利于专制的产生。
摩尔认定农业对于各种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这不仅对于民主文献，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文献都有卓越的贡献。不过，由于三个商品化关键变量之外的其他变量居于从属地位，这就无法强调宪政的前设条件、国家体系以及破坏国家体系的近代战争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13]。当我们试图使用他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俄罗斯的历史时，问题就出现了。相对西方，俄罗斯的农业商品化起步较晚，很多地方直到19世纪才开始——这已经是早期沙皇为了抵制蒙古和其他入侵者而建立以军事为中心的官僚体系、将俄罗斯牢牢置于威权道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此外，16世纪的俄罗斯并没有出现任何与在西方中世纪蓬勃发展的各种类似宪政安排的制度。莫斯科公国原先是蒙古帝国的附属国，统治公国的君主们充当蒙古帝国收税人与执行者的角色，它把议会对于税收的控制、独立城镇、法治以及地方自治——这些西方中世纪政治的基石都消除了。简而言之，《社会起源》并未评估中世纪宪政主义在民主发展中的作用，或者危殆的军事形势在消除或摧毁宪政主义，以及培植威权的军事官僚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鉴于《社会起源》某种程度上是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摩尔过于狭隘地聚焦在现代化开始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上，且排他地囿于一国边界之内。
本书将指出，在新形成的国家体系中，现代化与军事危险之前的宪政安排在决定西欧的政治结果上，至少和农业关系同等重要。简要地说，中世纪欧洲国家有多种制度、程序以及安排，若较少动员国内人力与经济资源来应付战争，就可以为随后几个世纪的民主奠定基础。相反，立宪国家如果面临岌岌可危的国际环境，需要广泛动员国内资源，宪政则会遭到破坏，形成军事-官僚绝对主义（military-bureaucratic absolutism）。
让我们先界定一些分析性概念。所谓的“中世纪宪政国家”，本书所指的是包括了中世纪晚期绝大多数西欧的分权政府系统。这里的分析版图包括北到英格兰、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向南延伸至西班牙清水湾［marchlands，不包括卡斯蒂利亚（Castile）］和意大利南部的城邦，横跨勃艮第、瑞士联邦以及神圣罗马帝国，上至但不包括莫斯科公国的广泛区域。该地区的特征包括：议会控制税收及战争与和平事宜；地方权力中心限制王权的力量；司法独立和法治的发展；以及广大的人口享有特定的基本自由与权力。中世纪宪政主义存活下来的地方为十八九世纪的自由民主奠定了基础。它还不够完善，也无法确保民主的结果，但是中世纪西欧与其他地区存在着这样的差异铺出了一条更容易走向民主的道路。
“军事革命”或“军事现代化”指的是小型、分权的、自给（selfequipped）的封建领主，被大型的、财政集中的、用先进的装备与昂贵的武器武装自己的军队代替[14]。由于吝啬与狭隘的等级会议（estates）拒绝通过必要的税收，军事革命的费用带来了金融与宪政压力。这些压力及其后果是本研究的内容。第三章将会详细分析军事革命，冲突的具体来源，何种形式的冲突引发了对宪政政府的破坏，以及何种形式的冲突使现代军队与宪政主义共存。
军事现代化与战争改变了许多欧洲政府。最重要的新政府安排——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将成为本书的焦点，但是中世纪宪政的其他两个分支：民粹-军事绝对主义（populist-militarist absolutism）和克伦威尔时期（the Cromwell period）也会被加以考虑。我提出“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概念，并不是想给社会科学加入更多晦涩的术语，而是想要将这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其他政府形式及或正确或错误使用的术语相区别。比如，很多人把都铎王朝称为绝对主义，无视其议院持久的权力与法治，而这两个因素都被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朝与波旁专制摧毁。同样的，瑞典的查理七世被称为绝对君主，即使他获得了通常不会与绝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压倒性的民意支持。
为了把这些类型的绝对主义与本书的关注点加以区别，本书把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定义为高度官僚化和军事化的中央政府，不通过议会（要么毁灭它，要么绕过它）进行统治。军事-官僚绝对主义有效地渗透并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地方权力中心，并掌管经济，来维持一支庞大且不断壮大的军队。主要的社会阶层都臣服了，或者更通俗地说，被国家或军队的官员招安。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凌驾于法律之上，国家理由（reason of state）高于严格守法。它对司法进行控制，这样那些政治反对派就可以像罪犯一样被起诉。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取代了中世纪宪政几乎所有的组成要素，占据了国家的制高点，数百年后，它形构（patterned）了国家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史的大致轮廓。
在使用“绝对主义”这个术语时必须谨慎，就如人们一般会非常慎重地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即便像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统治下的集权等级制国家，其国家机器也无法良好运行——能够执行君主的每一条命令。法院的阴谋，外省的熟人，以及避免过分煽动地方的不满，都限制着君主的权力。正如波吉讽刺地指出，“路易十四可能永远也不会说‘朕即国家’，如果他这样说了，他并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他是这个意思，那么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些什么”[15]。国家官员出于政治或纯粹个人的原因，经常利用职务来阻挠他们认为不适当的上级法令。一位18世纪皇后的哀叹表明，即便是俄罗斯君主也无法达成绝对的专制：“多么地悲伤啊，我们深爱着我们的子民，必须看到，许多为了达成国民的幸福与国家的福祉的法律，却由于大量的内部敌人而无法实施，他们把自己非法获益置于他们的誓言、责任与荣誉之前。”[16]无论专制的表现形式如何，又似乎总是存在着政治空间，从凡尔赛法庭到第三帝国衡平法院（Third Reich's chancery），再到伊斯兰共和国的主席团（bureaus of an Islamic republic），概莫能外。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权力，少于极权，但要远远大于受限于（saddled by）议会与法治的君主。
军事-官僚绝对主义是中世纪宪政及自由政治结果的主要威胁。但是其他两个威胁，尽管稍纵即逝，也有必要在此列出。17世纪晚期18世纪早期的瑞典可以找到“民粹-军事绝对主义”或“恺撒主义（caesarism）”，而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则能找到其早期形式。第二种形式的绝对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强化以民众支持为基础的君主与军事权威”。军事领袖（王室或其他人）利用底层阶级对贵族统治或寡头统治的憎恶，以及新兴的民族主义情绪，或即韦伯所称的“权力声望（power prestige）”。社会主义思想家蒲鲁东（Proundhon）极为坦率地承认说：“对于人民而言，真正的救世主是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拿破仑。”[17]在这座威严的神庙中，在后面的章节里我还会加上瑞典的查理十二世以及荷兰执政者弗里德里克·亨利（Frederick Henry）。
议会、法治、地方权力中心以及人身权利，被恺撒主义侵蚀，不过没有像在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之下那样被破坏——这样将会削弱民众的支持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恺撒主义也与法西斯主义相区别，否则它就跟后者一样，或者成为后者的前身了。恺撒主义的领袖不能自掘坟墓。他必须小心翼翼，不能以疏远民众的支持为代价来扩大自身的权力，它本质上是反寡头政治的，而非像法西斯主义那样，是对于失败了的民主和现代性的反应。官僚间的衔接（bureaucratic articulation）并没有军事-官僚绝对主义那么频繁，它更依赖于个人魅力。恺撒主义的人格主义及缺乏制度性的安排，是没有对民主政治结果产生长期威胁的主要原因。军事上的失败，或者领袖的死亡，都会导致专制的垮塌，让议会权力重新得到主张。议会权力从来就没有被完全废除掉，而只不过产生了一部分人员的流动。恺撒主义通过动员下层民众（即便是用非常基础的方式）阻止了寡头政治倾向，扩大了政治参与。
第三种发展自中世纪宪政主义的军事政府形式是英格兰内战时独有的（1641—1660年）。内战时期的政治、社会及宗教动乱需要一个适度强硬的国家保持政治权威。尽管这种形式也侵蚀地方（更有限些），由于缺乏一个强大的政府、议会保留对财政的控制，使这种形式与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相区别。对克伦威尔统治以及议会继续控制军队的仇恨的普遍存在，由此它也不是恺撒主义。不过，和恺撒主义一样，克伦威尔时期是短暂的。随着护国公（the Lord Protector）的去世，他的政府分崩离析，全面的宪政政府重新得到主张。这种统治类型不能被纳入其他分析结构；其近代早期的独特性使得抽象的概念毫无意义。把它简单地称为克伦威尔时期，对于历史研究和护国公本人的研究都是最好的方式。
总结而言，在中世纪宪政国家的起点，近代欧洲早期的军事变革与战争引发了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军事-官僚绝对主义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唯一持久发展的，是唯一不需要通过洪水般的社会革命就让自由民主归于失败的路径。恺撒主义是走向专制的短暂形式，想要维持其持续性，它必须依赖变化无常的民众的支持。同样地，克伦威尔也没有留下自我延续的制度安排。他对宪政政府的侵蚀仅够建立起公众对中央集权和常备军（standing armies）的敌意，以及人们恢复宪政国家的普遍希望。
这里所展现的政治与社会变化视角，强调国际秩序在国内政治系统中的作用。把社会变革看成纯粹的内部动态、国内社会阶层或经济发展的结果，是较为普遍的一种倾向。最近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国际力量对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沃勒斯坦（Wallerstein）就提出，国际经济活力对于理解经济发展、阶级形成以及国家实力（state strength）至关重要[18]。斯考切波（Skocpol）采取了地缘政治而非经济国际化的视角，她主张，国家系统的压力（statesystem pressures）使国家结构在社会革命爆发之前就丧失合法性，进而全面瘫痪，并在新的体制下形塑国家的形成（state formation）[19]。
比战争或地缘政治更为精确的，正是一种新式军事组织以及为之提供财源的手段，发挥了关键作用。受益于韦伯著作的各种主题，本书相信军事组织是所有文明的基石之一，就如经济结构之于政治发展的重要性一样[20]。事实上，本书将会在后文论证，军事结构甚至形塑了经济的基本轮廓。始自八世纪的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s）的封建军事组织，在中世纪国家形成前就存在，并塑造了中世纪国家以及庄园经济。新形式的军事组织开始在16世纪出现，这些进程充分发挥作用后，新的国家结构应运而生，在某些国家出现了国家主导资本主义形式。
到目前为止，我的视角似乎是结构决定论（structural-determinist）的：国家体系与军事组织决定了国家形成以及宪政变革进程。大意是如此，不过有必要指出，在国际威胁与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波兰的案例表明，在边境出现一支敌对军队，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变革。中世纪宪政的破坏与现代军队的建立并不是由国家体系的无形之手实现的，而是由位于相对较小但独立的宫廷（chancery）之首的君主达成。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王室尽管偶尔会试探宪政原则的边界，却是在宪政的框架内行事，并遵从宪法。不过当宪政制度无法满足现代战争和国防的开支的需要时，国王就会使用军队来对付等级会议以及其他宪政要素，并将一个小型的宪政国家转变成大型的绝对国家，以有利于组织维持并扩展军队。这里所提出的观点并不是狭隘的技术决定论，认为军事现代化与现代战争简单地引发了新型国家及新型社会组织。产生军事-官僚绝对主义的关键不在于现代化及战争本身，而是支持现代化与战争的国内资源动员（mobilization of domestic resources）。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个国家可能会长期处于战事——甚至是三十年战争——如果不需要对内部资源进行动员，则一定得有盟军、国外资源或者商业财富的支持。
我们是否认为遵从宪法的君主是“好”的，而追求权力的君主是“坏”的呢？历史证据表明，没有一个欧洲的君主能把自己从宪法对个人权力的限制或王朝因素中解放出来。那些妄图越过等级会议进行统治的君主，或是被流放，或是被处决。霍亨索伦王朝和波旁王朝时期面临着日益危险的国际环境，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即便后来出现辛辛纳图斯式的君主，掌握短期的权力，击败外来危险后，卸甲归田，也无济于事。战争几乎成为永久状态，并持续数百年。在许多国家，必须兴建一个长久的汲取式（extractive）政府，在特定条件下，这意味着对等级会议以及其他宪政要素的破坏。这并不是好与坏的选择，而是选择继续保持独立，还是选择丧失主权。(https://www.daowen.com)
那种认为欧洲民主发展自遥远的过去的观点，必须应对辉格史观复兴的指责。尽管它也寻求民主发展的痕迹，本书的观点与辉格史观在很多重大方面都相冲突。首先，辉格史观的隐含观点是英国与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同。其自由与制度安排可以追溯至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因此区别于其他国家。本书认为中世纪的英国并没有与其他欧洲国家存在显著的不同，即便在近代早期开端之时也是如此。麦考莱（Macaulay）及其他人所夸耀的古代自由与制度同样兴盛于瑞典、法国甚至普鲁士。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整个西欧，而不仅仅是英国。其次，辉格史观所强调的，单线程循序渐进地朝着现代民主发展的政治变革并不能在这里得到支持。我们将会看到，议会自身对古代宪法的破坏，要比斯图亚特国王胆敢破坏得更多，而更仔细的观察会看到平滑的表象下粗鄙的事实。其三，辉格史观认为历史行为者以某种形式为自由而斗争，或时刻牢记自由民主这个终极目标，本书只能尽量避免这点。我们知道如皮姆（Pym）和霍利斯（Holles）这样的人憎恶民主思想；他们采取行动的目的仅在于避免失去他们的精英特权。有人怀疑，如果他们能够对现代自由民主进行调查，他们会认为自己所努力维持的体面的政治秩序已经归于失败。
案例的选择部分基于笔者关于欧洲中世纪政治安排的重要性的一些观点。本书认为中世纪宪政国家被军事紧急状态破坏，并被军事集权国家替代，或者幸存下来从而为自由民主奠定基础，我把案例限定于这些拥有中世纪宪政的国家。因此，我排除了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很多其他国家（不过在下一章我会以这些国家来证明我关于西欧中世纪宪政独特性的观点）。这本著作是“欧洲中心论的（Europocentric）”，但无意主张欧洲优越性，而仅表明我所做的动态分析限于该区域。毫无疑问，在哈布斯堡西班牙、明治日本、圣彼得俄罗斯，甚至可能在斯大林俄国也能找到军事现代化与国家形成，只不过它们并没有先行存在一个宪政政府。这些国家或多或少的前现代专制的过去让军事现代化与国家扩张成为一个容易的过程，但也减少了政治研究的乐趣。
本书也不是在欧洲的宪政国家中随机抽取案例的，案例选择还考虑了另外两个因素。首先，各国必须被不同程度地卷入战争，从战事较轻的英格兰到战争旷日持久的普鲁士。其次，案例必须展示不同的政治结果：保留宪政主义；破坏宪政主义并代之以专制；丧失主权。从欧洲历史中，我选取了六个案例，其卷入战争的程度以及政治特性各不相同。我同时剔除了那些政治路径和已经研究的案例存在基本相似性的案例，比如威尼斯的政治历史与荷兰共和国存在许多关键的相似之处，因此对它的讨论将会主要限于简单的比较。我相信，我已经涵盖了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主要军事-国家政体。
下一章本书将会勾画出中世纪欧洲独特的宪政安排，它构成了民主的基础。我还试图解释这些政治独特性，并把欧洲经验与莫斯科公国、日本以及中国相比较。这一讨论将会突出差异性，并印证本书关于中世纪宪政主义起源的解释。第三章将会着眼于中世纪军事组织，它在之后几个世纪被淘汰，随之而来的是军事革命。本书将会描述现代军队与宪法之间的冲突，以及消除冲突的手段。第四章介绍勃兰登堡普鲁士政治历史。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军事革命摧毁了宪政秩序，一个牢固的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国家得以建立，并以某种形式一直持续到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覆灭。之后我将转至法国，它遵循着普鲁士的模式，不过其专制更为脆弱些，这是与普鲁士最大的不同，法国专制在1789年崩塌，并赋予了民主第二次机会。第六章分析波兰。波兰纵使面临军事威胁却并未实现现代化，且由此被周围的专制力量分而治之。随后的章节讨论英国政治历史，另一个未完成军队现代化的案例，只不过这支军队所在的国家远离战争肆虐的欧洲大陆。第八章研究瑞典，即便这个国家在近代早期历史上拥有杰出的地位，却几乎被所有研究忽视。瑞典建立了强大的现代军队，但由于它能依赖从国外掠夺的资源，其宪政安排并未遭到破坏。第九章观察荷兰共和国，它同样深陷于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其宪政体制却并未受损害。这并非由于对国外资源的调动，而是获益于联盟、地缘优势以及海上共和国惊人的财富。最后一章将会总结前文之分析，讨论其理论意义，并与关于民主发展的其他观点进行比较。
【注释】
[1]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two volumes，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ed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General Economic History，Frank H.Knight，trans.，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1982.
[2]见Felix Gilbert，ed.，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关于军事力量在破坏这些封建模式的作用上，还可见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Volume 4：The Modern Era，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5。
[3]Randall Collins，Conflict Sociolog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pp.393-99.
[4]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127，另可见pp.93-139。
[5]Gianfranco Poggi，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6]其他一些更有影响力的作品包括：Daniel Lerner，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New York：Free Press，1958；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9（53）：69-105；Gabriel Almond and James S.Coleman，eds.，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Karl Deutsch，“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1（55）：493-514；Rupert Emerson，From Empire to Nation：The Rise to Self-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Joseph LaPalombara，ed.，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Talcott Parsons，“Evolutionary Universals in Socie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4（29）：339-57；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a，eds.，Politic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Edward Shils，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tes，The Hague：Mouton，1965；Lucian W.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Brown，1966；Leonard Binder et al.，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7]见Karl de Schweinetz，Industrialization and Democracy：Economic Necessities and Political Possibilities，New York：Free Press，1964；Lloyd I.Rudolph and Susanne Hoeber Rudolph，The Modernity of Tradition：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Indi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Mark Kesselman，“Order or Movement？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Ideology”，World Politics 1973（22）：139-54；Charles Tilly，ed.，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Samuel P.Huntington and Joan Nelson，No Easy Cho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Raymond Grew，ed.，Cris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JoséCasanova，“Legistimacy and 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in Arthur J.Vidich，ed.，Conflict and Control：Challenges to Legitimacy of Modern Government，Beverly Hills，Calif.：Sage，1979。
[8]尤其可见“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ume 3，London：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pp.3-129，175-87；以及“The German Ideology”，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ume 5，London：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6，pp.19-539。预见到对德国资产阶级大量的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政治被动的德国公民与更有活力的英国和法国公民进行了比较。
[9]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Modern Library，1965，pp.373-96；Ralf Dahrendorf，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New York：W.W.Norton，1967；John H.Hall，Powers and Liberties：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10]Arno Mayer，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Europe to the Great War，New York：Pantheon，1981；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另可见Coran Therborn的评论，“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New Left Review 1977（103）：3-41；William M.Reddy，Money and Liberty in Modern Europe：A Critique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11]Reinhard Bendix，Kings or People：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在笔者看来，本迪克斯的理想主义强调了许多非理想主义的主题，使他与被归类于韦伯路径下的研究相区别。
[12]Barrington Moore，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 Press，1966.
[13]摩尔对于国际秩序的忽视，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评论［1967（61）：768-70］以及斯考切波（Theda B.，Skocpol）刊载于Politics and Society［1973（4）：1-34］的“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一文中都指出了这一点。
[14]见Michael Roberta的经典著作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7）中的“The Military Revolution”；Geoffrey Parker，“The‘Military Revolution’1550—1660，A Myth？”，Journal of Modem History 1976（46）：195-214。
[15]Poggi，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p.161n.
[16]引自Richard S.Wortman，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Legal Consciousne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p.8。
[17]引自Jack S.Levy，“Domestic Politics and War”，in Robert I.Rotberg and Theodore K.Rabb，eds.，The Origins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91。韦伯关于权力声望黑暗而富有洞见的讨论，见Economy and Society，Volume 2，pp.910-912；以及Randall Collins的评论，“Imperialism and Legitimacy：Weber's Theory of Politics”，in Weberian Sociologic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45-66。另可见Joseph A.Schumpeter，Imperialism and the Social Classes，Heinz Norden，trans.，New York：Augustus M.KeIley，1951。
[18]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three volume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1989.
[19]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alution：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 and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20]本书从引言到结尾还会多次提到韦伯。Michael Mann最近在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1：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tng to A.D.176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一书中就强调了军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