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中国各朝代的兴衰和日本明治维新前众多的幕府很类似。不过幕府并没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机构，中国则自汉朝就拥有强大的国家。历史上，中国因内部纷争而不堪重负，但王朝更替使人们能迅速地建立或重建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了寻找与中世纪欧洲类似的情况，我们必须回到西周，那时有上千的采邑，用书面形式规定其权利和义务。但周朝的封建主义并不具有持久的意义，公元前八世纪，西周就因各诸侯争战而土崩瓦解[103]。
蒙古统治（元朝，1279—1367）的崩溃伴随着明朝（1368—1643）的崛起，明朝重新建立了早已久弃不用的文官制度（gentry civil service）。蒙古人善武拙政，因而给地方一定的独立性，明朝则代之以严格的等级制度[104]。蒙古人战败后的一个世纪，明朝在各个层面都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组织，控制行政、司法与治安，建立了复杂缜密的税收体系[105]。人们很容易就会夸大明朝及清朝早期的统治者们享有的控制力。贿赂、腐败以及官员们谋求私利，这些现象随处可见，并对国家权力有所限制——当然不是以宪政政府的那种方式。当国家出现危机之时（如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地方官员试图挣脱帝国的控制。其结果并不是从日渐衰微的国家那里获得更多的权利保证，而是如晚清时期，地方要么少有自治，要么陷于军阀混战。然而，“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这一说法，尽管被怀疑论的社会学和晦涩难懂的哲学所沾染，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新兴的商业阶级不堪税收盘剥、价格控制以及宦官索贿之扰，成为官员们的敌对力量，对国家与官僚造成挑战[106]。官宦们有固定俸禄，自然无需去讨好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
明朝随着国力发展，建立起了一支中央军队，代替击败衰败的蒙古军队的起义军。新的明朝军队结束了军阀割据，化身为新兴王朝的一个关键机构。开始于14世纪的卫所制，包括一系列驻扎在各地的军事卫戍战略，镇压是主要目的。卫戍部队是以国家产权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军事聚居地（military colonies），由那些跟他们所保卫的宗族不同的其他宗族来掌控。常见的情况是，军队中有七成在土地上劳作，剩下的三成担负守卫的功能。官职可以世袭，官员的子嗣可以加封晋爵，不过这更多的是优待而非权利，这种优待并没有西方封建主义的豁免权和契约式的愉悦。最初发展自汉朝的边防，卫所军队组织在明朝占据支配地位，支持在中国5%的耕地上的1 200万人[107]。卫所军对宪政动力有双重危害：它高度集权，并忠于国家，功能主要是镇压农民起义，而非抗击外敌入侵。
其他形式的军事组织在明清时期开始涌现。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触发了国家危机，地方官员寻求自治。同时，地方开始出现军阀部队，其职责是在缺乏有效的帝国力量时为地方提供防御，同时协助地方自治。此外，乡村组织地方民团保护共同体免受土匪及游击队式的白莲教力量的侵害，后者轻易就能躲过笨重的军队。不过，即便在这里，大多数的民团都与国家有密切联系[108]。由于其短暂性和反国家的性质，无论是军阀军队还是乡村民团都不具有宪政意义。它们都是国力暂时衰微的临时反应。这些力量并没有向帝国权威寻求特许状或是与其商定临时协定；相反，它们或者仅仅试图保护村庄或某一区域，或者妄图（往往归于失败）要脱离帝国的控制。
中国的乡村政府在民选官员及其他形式的初级民主方面和日本与俄罗斯非常类似。不过，在那些其他国家的乡村，它们往往被笼罩在乡村大门之外的帝国机构的阴影之下。另一类似的制度还有保甲制度，可与德川时期日本的五人组相对照。两者都是将村民与外部权威相连接的相互责任制度。尽管其起源植根于模糊的过去，似乎建立在古老的法家思想基础上，保甲制度早在唐朝（618—906）就固化下来；作为税收与征兵机制，保甲制以其联保连坐法原则，以一种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手段指导人们在可接受的儒家模式内行事[109]。
唐朝，佃农与保税劳役（bonded servitude）开始散见于中国农村，但并不是基于政治或军事上的考虑，而是由于自由农民所带来的压倒性的债务。到了13世纪早期，庄园经济（estate economy）占上风[110]。蒙古人统治时期，农民暴动不断，导致了乡绅与帝国权威等级的封闭，并最终带来了更多的动乱，破坏了蒙古人的统治，使明朝在1368年得以崛起[111]。明朝恢复了文官制度，产生新的官宦阶层，他们盘剥勒索、贪污腐化，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民的压榨[112]。这种不幸的地主-农民关系一直持续到17世纪早期，战争与饥荒带来人口变化，如14世纪欧洲的瘟疫一样，提高了农民的议价能力[113]。保税劳役积极利用劳动服务这种卖方市场，获得了佃农的身份；以前的佃农则拿到了更好的租期，且在很多情况下拥有自己的土地；雇工拥有更好的薪酬、工作安排以及如假期与赏赐等福利。书面的租约（written charters）在租赁、寡妇与孤儿对地主的义务，以及解除租约（quittal）等方面协调地主-农民关系[114]。中国的农民尽管远远落后于欧洲的农夫，在清朝早期依旧得取得了新的进展。尽管从保税劳役到佃农意味着法律地位的上升，不过这种进步本质上是经济的。战乱与饥荒后的年份里所获得的影响力并没有让农民们获得国家认可的特权或公民权。乡村政府仍然被严密地禁止，农民在帝国事务上依旧不能发出声音。
中国的城镇是帝国政府与军事驻扎的中心：官宦们以城市为制高点，控制着周边的乡村。城市对于一个地区如此重要，在战争时期，首先就要攻占城镇，因为这样，周边的区域自然就会在其控制之下[115]。帝国对城市的控制是压倒性的。欧洲的城镇按照功能进行划分（堡垒、市场、郊区），而帝国官员则以围墙分界（封），施加了一种人为的体系，大大有助于官吏与衙门施行社会控制。城镇里没有自由的空气：“官员代表朝廷，控制城镇，特别是法律与财政相关事宜，由于它不会包含解放与自由的观念，它也不会成为乡村的吸铁石。相反，这些反抗官宦等级压迫的人会逃往乡村避难，以逃离官僚机构的魔掌。”[116]
明清的朝廷治理着中国，不受等级或地方政府的限制。朝廷并不遵从法治精神。不过它至少部分受限于文官制度及儒家的政治与司法原则。明朝早期的皇帝施行专制统治，尽管他们重新恢复了文官制度，其目的也是在于阻止官宦抱团，妨碍朝廷政令[117]。不过，到了15世纪中叶，专业的官员以不那么专断的方式治理着中国，大大地摆脱了皇帝的干预[118]。司法行政掌握在帝国的地方行政官员手中，他们并未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既不无能，也不专断[119]。中国建立起了全面的法典编纂及指导原则，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都保持基本完好[120]。
某种程度上，儒家思想为法典的编纂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保持一定程度的连贯性。不过，再次强调，儒家的首要关切是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建立程序性与实质性的规范来限制权力。相反，它实际上使阻碍独立法律的职业出现，没收或控制可能会破坏现状的个人财产，以及对官员、农民与士兵施行不同的法律原则合法化。即便自汉朝以降，法家就已经被儒家替代，中国法律思想总是保留有强大的法家权威主义手段[121]。
俄罗斯、日本、中国从未建立起中世纪后期在欧洲所看到的宪政政府。有益于西方宪政主义的结构配置：王室与贵族之间的大致平衡，契约式的封建军队组织以及领主-农民间的动力机制等要素，在这三个国家里，或者不存在，或者非常孱弱。而且也未能找到如宗教或经济组织等可以代替这些缺乏的因素，并孕育宪政主义的其他实质性资源。相反，我们看到强大的中央政府，完全不受碍于等级、法律需要或地方权力中心。也不存在独立的城镇，只有马克思所谓的“王宫的附属品（appendages of princely courts）”以及韦伯所定义的“消费城市”。多个社会层次所享有的权利被优先的特权替代。
乡村政府在一些非西方地区无处不在，却总显得微不足道，并有时处在威权国家结构的监督之下。乡村政府自身缺乏宪政意义，除非它与其他更为强大的宪政机构联合起来。了解威权国家的乡村自治，关键在于其可利用之处：政府发现乡村政府是收税、组织劳力修建防御工事与道路，以及将帝国政令传递给偏远的臣民的有效手段[122]。
在俄罗斯与日本，我们看到了与西方的封建军队类似的东西。在这两个国家，军事服役可以获赏对土地有条件的承认，却没有西方封建主义的那种豁免权或契约性。那么西方军事组织与沙皇或幕府的军事组织有什么区别呢？后两种军事组织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统治者无法用有限的收入资源来支付一个集权化的军事结构，反过来，这可能是由于经济的落后性——尚未货币化的经济——或行政的无能，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区别东西方的关键点似乎是国家在建立军事俸禄体系支出上的相对权力。当国家相对强大，如分封土地之初伊凡三世统治下的俄国，及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治理下的日本，相比卡洛林（Carolingian）与撒利克（Salic）国王们，在面对贵族时，他们占据了极好的权力地位，而后两者不过是军队首领而已。查理曼大帝以及奥托大帝只有孱弱的家庭政府，与蒙古统治下的莫斯科公国，或是德川幕府的权力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简而言之，贫乏的货币资源与国家权力产生了契约式的军事封建主义；孱弱的货币资源与适中的国家权力改变了政治等式，并产生了更为集权化的军事俸禄体系，没有契约，没有豁免权，也不具有宪政意义。
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中世纪宪政并不等同于民主，也不是产生民主的充分原因。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无法找到以议会、公民权、分权化以及法治为特征的中世纪宪政。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已经太过强调君主与关键社会阶层之间的张力、敌对以及不信任，而没能观察到在中世纪末期他们之间相对舒适的、稳定的状态。尽管在一开始——比如说在拉尼米德——是不信任与敌对的，经过几个世纪的实验，它演变成信任与合作。宪政政府并不是暴君与议会反对者之间对峙的结果，而是一种可行的政府形式，将国王与各等级以“合作与相互遵从的意愿”为基础结合起来[123]。等级会议不是附属的反对党，而是中世纪后期国家的基本的、合作的部分，为国王提供收入与国家的概念（a sense of the country），而国王反过来要应对申诉与不公，有必要的话做出妥协，并遵照法律进行统治。争议与冲突当然存在，但是如果过于夸大它们，且错误地把健康的争论视作敌意的相互对峙，这只会歪曲中世纪国家的本质，并很容易陷入道德说教与决定论。
宪法的成就，是伴随着帝国衰落的各种混乱与怀疑的产物，但是，几个世纪之后，一座惊人的宪政大厦得以建成。二元宪政国家是欧洲独有的政府形式，它有效地处理中世纪后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财政、军事以及宗教问题。中世纪的产物，本质上有助于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不过，到了近代早期，战争与财政的新问题开始出现。当军事支出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繁重的责任就落到了国家身上。战争的强度与外部资源的可获取性，决定了这个宪政国家是否能够持续，并成为自由与民主的基础，而如同中世纪的其他许多成就一样，它很可能会被一种不那么体面却非常有效的成果所替代。
【注释】
[1]本章最开始发表于《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1989年第18辑，第213-247页，后由库鲁尔学术出版公司（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再版。
[2]兰尼米德（Runnymede），是大宪章的起草之地。——译者注
[3]巴林顿·摩尔观察到王室与贵族间“大体平衡”的重要性，不过并未对这种平衡进行系统的评价。本章的分析就是基于这一洞察力。见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 Press，1966，pp.417ff。
[4]François Louis Ganshof，Frankish Institutions under Charlemagne，Providence，R.I.：Brown University Press，1968，p.34.
[5]Ibid.，p.65.
[6]Heinrich Fichtenau，The Carolingian Empir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nonto Press，1982，pp.108-9.
[7]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认为贵族分离主义并不应简单地归咎于野心：他们认为帝国军队无法保卫领土，而防御力量和政治权威应该转移到地方。见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3，pp.97-98。
[8]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far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Volume 3：The Middle Ages，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82，p.230.正如另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皇家官员……更像是自治地方团体的领导者，而非中央权威的代理人。”Joseph R.Strayer，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14.
[9]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评论说：“那些颂扬附庸‘美德’的史诗不过是附庸发起的反对领主战争的长篇朗诵罢了……大的封臣反对国王的斗争；附庸反叛封臣；封建义务的丢弃——这些特征在封建历史的每一页上都能读到……对于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情况，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领主。”Feudal Society，Volume 1：The Growth of Ties of Depend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235.
[10]主教叙任权之争指11世纪末—12世纪初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权力之争。斗争始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为主教及修道院长叙任权属谁的争议。亨利四世遭教皇绝罚后为平定国内反叛，1077年冬曾经亲赴教皇所在地卡诺莎当面请罪，内乱平定后又进军罗马另立新教皇。亨利五世即位后也曾进攻罗马，以放弃统治教会的权力换取教皇为其加冕。教皇帕斯卡二世后又被亨利五世驱逐。经过反复斗争，1122年，亨利五世终于与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签订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双方互作妥协。——译者注
[11]Z.N.Brooke in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5，p.121.另可见Brian Tierney，The Crisis of Church and State 1050—1300，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8。
[12]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3，pp.97-98.
[13]Bloch，Feudal Society，Volume 1，pp.197-98.
[14]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two volumes，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ed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1085.
[15]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5，pp.592-96.
[16]Bloch，Feudal Society，Volume 2，pp.51-54；Sidney Painter，The Rise of the Feudal Monarchi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pp.66-70.
[17]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7，p.677.
[18]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5，p.640.不过之后菲利普·奥古斯都将会征服他们。见Fritz Rörig，The Medieval Tow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60-61；Henri Pirenne，Medieval Cities：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pp.174-75；and A.B.Hibber，t“The Origins of the Medieval Town Patriciate”，Pan and Present 1953（37）：18-21。
[19]Painter，Feudal Monarchies，pp.20-21.不过缺乏有效的权力平衡，城镇可以自由与任何权威脱离，它们在宪政发展的重要性上要比欧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微弱。这些城邦在后来的几个世纪被更强大的国家所兼并。由于它们的宪政本质具有历史重要性，城镇必须在地理边界中继续存在，但至少部分地外在于现在或将来民族国家的行政层级。
[20]Fichtenau，Carolingian Empire，pp.12-14.
[21]卡洛林王朝的基本军事结构可以用不确定占有（precarium）体系来阐释，个体地产被贡献给军事领主以换取有条件的占有，更为重要的是换取保护。这个体系始于罗马时代后期，是墨洛温封建主义的基础。封建主义的军事基础存在大量的协议。见Bloch，Feudal Society，Volume 1，pp.247-48；Max Weber，General Economic History，Frank M.Knight，trans.，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1982，p.53；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R.I.Frank，trans.，London：Verso，1988，pp.352-53；Joseph A.Strayer and Rushton Coulborn，“The Idea of Feudalism”，in Rushton Coulborn，ed.，Feudalism in History，Hamden，Conn.：Archon，1965，pp.3-11；and 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Harper＆Row，1975，p.13。
[22]Weber，Economy and Society，p.1085.
[23]Otto Hintze，“Wesen und Verbreitung des Feudalismus”，in Fritz Hartung，ed.，Staat，und Verfassung：Gesammelte Abhandlungen zur allgemeinen Verfassungsgeschichte，Leipzig：Koehler＆Amelang，1941.韦伯再三指出公民权利、选举权、政治代表以及豁免权的禀赋，是军事役务的回报，在这些欧洲封建社会的分权军事体系里尤其如此。见Economy and Society，pp.1071，1261，1352，及General Economic History，pp.320-30。
[24]Harold J.Berman，Law and Revolution：The Rise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295-315.
[25]Ganshof，Frankish Institutions，pp.21-23；Thomas N.Bisson，“The Military Origins of Medieval Representatio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66（71）：1199-1200.比松（Bisson）指出了那些用于统一描述这些集会的词汇——convocare，congregare，以及convenire——有其现代的议会用途。
[26]Ibid.，pp.1199-1212；Weber，Economy and Society，p.1085.
[27]P.W.A.Immink，“Gouvernés et gouvernants dans la SocietéGermanique”，Gouvernés et Gouvernants 1968（2）：331-93.Tacitus的“Germania”也是一篇好文。
[28]Weber，General Economic History，pp.324-25.另可见Gina Fasoli，“Gouvernés et gouvernants dans les communes Italiennes duⅪe au
e siècle”，Gouternés et Gouvernants 1984（4）：47-86.关于古代士兵-市民关系，见P.A.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14，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New York：W.W.Norton，1971，pp.5-16。在危机时刻，如坎尼大战（Cannae，216 B.C.）中汉尼拔战胜罗马军团后，奴隶们被动员起来；在第二次贝内文托战役（Beneventum，214 B.C.）后，奴隶被赋予公民权，见Claude Nicolet，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P.S.Falla，tran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p.94-95。
[29]当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及之后的战争，大规模的军队需要依靠大量的征兵，这种关系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如1918年英国男性公民权的扩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向拒服兵役者扩展）、20世纪40年代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以及美国在越战期间投票年龄的降低，都是例证。
[30]Weber，General Economic History，p.68.
[31]“Feudalism”，in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3，pp.481-82.有意思的是，这本经典著作的解释采用的是我们现在的理性选择理论。
[32]Weber，General Economic History，p.70.关于庄园法的兴起，见Berman，Law and Revolution，pp.316-32；and Gerald Strauss，Law，Resistance，and the State：The Opposition to Roman Law in Reformation German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116-17。
[33]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5，p.120.在德语中，公民（Bürger）包括了城镇居民和市民双重含义。
[34]Rörig，Medieval Town，pp.161-74.
[35]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7，pp.274-328.
[36]Fasoli，Communes Italiennes，pp.54-57.
[37]Thomas A.Brady，Turning Swiss：Cities and Empire，1450—155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3-38.
[38]Rörig，Medieval Town，pp.90-92.
[39]Henri Pirenne，Early Democracies in the Low Countries：Urban Socie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New York：Harper＆Row，1963，pp.125-55；Rörig，Medieval Town，pp.146-60.
[40]Immink，“SocietéGermanique”，pp.350-63；Strauss，Law，Resistance，and the State，pp.120-21；Karl Bos，l“Zu einer Geschichte der bäuerlichen Repräsentation in der deutschen Landgeinde”，Studies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ve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1963（26）：1-17.
[41]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5，p.584.
[42]Fritz Kern，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Basil Blackwell，1939，pp.85-86.
[43]Susan Reynolds，Kingdoms and Communities in Western Europe，900—1300，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pp.101-154；W.P.Blockmans，“A Typology of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 Late Medieval Europe”，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1978（4）：193-95；Jerome Blum，“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Polity of the European Village Community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71（43）：541-76.
[44]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5，pp.652-54.安道尔便是这样的群集，其自治延续至今。
[45]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7，pp.85-90.
[46]Rodney Hilton，Bond Men Made Free：Medieval Peasant Movements and the English Rising of 1381，London：Temple Smith，1973，pp.92-95；F.L.Carsten，The Origins of Pruss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64，pp.10-42；Jerome Blum，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pp.94-102；John Beeler，Warfare in Feudal Europe，730—1200，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p.166-67.
[47]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7，pp.446-48；Fritz Hartung，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om 15.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Eighth Edition，Stuttgart：K.F.Koehler，1950，pp.57-126.
[48]宗教会议（church synods）也被认为是等级会议的前身。不过这些宗教集会的代表性质并不明晰，另外宗教会议与如前所述的大会（councils）或会议（assemblies）和等级会议之间存在着制度之间的连续性。关于这些假说的教会起源（ecclesiastical origins hypothesis）的讨论与批评，可见Antonio Marongiu，Medieval Parliaments：A Comparative Study，S.J.Woolf trans.，London：Eyre＆Spottiswoode，1968，pp.37-41。
[49]Blockmans，“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pp.200-202.
[50]Dietrich Gerhard，“Assemblies of Estates and the Corporate Order”，in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ve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Liber Memorialis Georges de Lagarde，Paris：Béatrice-Nauwelaerts，1970，p.300；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7，pp.439-82.
[51]Weber，Economy and Society，p.1280（emphasis in original）.
[52]Kern，Kingship and Law，pp.70-71；Immink，“SocietéGermanique”，pp.360-63.
[53]引自Arthur H.Hogue，Origins of the Common Law，Indianapolis，Ind.：Liberty Press，1985，p.190。
[54]关于庄园法和封建法，见Berman，Law and Revolution，pp.295-332。(https://www.daowen.com)
[55]George L.Haskins，“Executive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Speculum 1955（30）：529-38.
[56]Sir Paul Vinogradoff，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Oxford：Clarendon Press，1929，pp.29-30；Berman，Law and Revolution，pp.86-100.关于教会法的罗马基础，见Weber，Economy and Society，pp.829-30。
[57]与中文的“法”、英文的law相对应的拉丁文概念不止一个，主要的有ius、lex两种，ius指自然形成的礼法、习俗，而lex则指专人制定、由世俗权力机构认可、颁布的律条。——译者注
[58]关于罗马法的优势，见Hans Julius Wolff，Roman Law：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78，pp.150-158；Vinogradoff，Roman Law in Medieval Europe，pp.18-22；Strauss，Law，Resistance，and the State，pp.59-70；and Berman，Law and Revolution。
[59]Wolff，Roman Law，p.195；Strauss，Law，Resistance，and the State，pp.74-78.
[60]David M.Trubek，“Max Weber on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Wisconsin Law Review 1972（3）：749.
[61]Berman，Law and Revolution，pp.120-64.
[62]Roscoe Pound，“Common Law and Legislation”，Harvard Law Review 1908（21）：403.虽然人们经常认为习惯法与罗马法没有关系，罗马法通过大法院（chancery）的教士们进入习惯法，教士们通过采用更为完整的罗马体系，来完成宫廷的法律制定（参见Hogue，Origins of the Common Law，p.22）。
[63]教会在主教叙任权之争后的时期内保留了其行政连贯性与法人身份，这十分重要。一系列的事件避免教会像东正教在莫斯科大公国时期的俄国那样——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年）后，牧首（patriarchs）寻求更为强大的世俗权力，并与沙皇联合，以合法性换取其保护——成为从属的、合法的机制。见Richard Pipes，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74，pp.72-73；以及Robert L.Nichols and George Stavrou，eds.，Russian Orthodoxy under the Old Regim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8。
[64]关于宪政主义思想，见Arthur P.Monahan，Consent，Coercion，and Limit：The Medieval Origin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Kingston an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7。
[65]Strauss，Law，Resistance，and the State，p.44；Pieter Geyl，The Netherland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art 1：1609—1648，New York：Barnes＆Noble，1961，p.137.
[66]A.E.Presniakov，The Formation of the Great Russian State：A Study of Russian History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ies，A.E.Moorhouse，trans.，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70，pp.121-64，340-91.
[67]引自Alexander Yanov，The Origins of Autocracy：Ivan the Terrible in Russian Histo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vii。蒙古的影响还体现在了语言表达方式上：俄语中代表“财富”“习俗”以及“金钱”的词语来自蒙古语，还有“链条”“奴隶”等，见Pipes，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pp.57，75。马克思的灵活性很少能在其追随者那里找到，在关于俄罗斯的政治轨迹上，他们倾向于狭隘地关注阶级分析法。
[68]Marc Szeftel，“Aspects of Feudalism in Russian History”，in Coulborn，Feudalism in History，p.179（emphasis in original）.斯特鲁威的评论来自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ume 1，p.419。还可见John L.H.Keep，Soldiers of the Tsars：Army and Society in Russia 1462—1874，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pp.13-55。西方与之类似的军事组织只有在卡斯蒂利亚的再次征服中可以找到，向西部扩张后，国王拥有了土地与税收来供养一个军事服役阶级。正是如此，加上它的等级会议相对软弱，卡斯蒂利亚并没有被视为欧洲宪政区域。
[69]Blum，Lord and Peasant，pp.139-51.
[70]Pipes，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p.52.对诺夫哥罗德独立性的破坏，没收贵族土地（1470年）以及将它们分配给忠诚的军事家臣，事实上就是份地的开端。
[71]Blum，Lord and Peasant，pp.30-32.
[72]Ibid.，pp.45-48，96-97.
[73]Blum，Lord and Peasant，pp.220-45.到了17世纪中期，地主轻骑兵逐渐被淘汰，代之以使用火药武器的步兵，份地在乡村暴动频繁的时期是控制农民的有效行政手段。它们的功能从应对外来威胁变成了处理内部威胁。见Richard Hellie，Enserfment and Military Change in Muscov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pp.235-65.因此这一农奴化过程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而非如普鲁士和波兰那样的经济原因。摩尔在《社会起源》一书中注意到了这种区别。
[74]Blum，Lord and Peasant，p.276.军事服役-公民身份关系为某些农民提供了权利。单一的自耕农（odnodvortsy）是那些在广阔的边境定居的农民，他们的准军事服役被奖以一些可以继承的财产以及偶有的自由。当然，当边境得到扩展之后，这些权利就被收回。见ibid.，pp.481-82，479，518-19。同样的安排在再次征服的卡斯蒂利亚南部边境也可以看到。
[75]volost是乡村公社，主要位于黑土地区，发展自13世纪早期，而mir和obschina（这些概念基本上是一样的）则并不明确，尽管可以肯定它们拥有古老的起源。见Blum，Lord and Peasant，pp.94-98，510-25。在与米哈伊洛夫斯基（Mikhailovsky）、特卡乔夫（Tkachev）以及查苏利奇（Zasulich）的通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认为，米尔不可能为俄罗斯奠定社会主义基础，从而让俄罗斯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很多不同的革命运动，十二月党人、亲斯拉夫主义者以及欧化了的民粹主义者，都把米尔视为是避免走向资本主义的手段，以及俄罗斯道德与政治重生的基础。见Andrzej Walicki，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62-68，93-98，198-200。
[76]Paul Bushkovitch，The Merchants of Moscow 1580—16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151-67；Samuel H.Baron，“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in Fred V.Carstensen and Gregory Guroff，eds.，Entrepreneurship in Imperial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p.27-58.
[77]14—16世纪北欧诸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汉萨（Hansa或Hanse）一词，德文意为“公所”或者“会馆”，最早是指从须德海到芬兰、瑞典到挪威的一群商人与一群贸易船只。13世纪逐渐形成，14世纪达到兴盛，加盟城市最多达到160个。1367年成立以吕贝克城为首的领导机构，有汉堡、科隆、不来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贵族参加。拥有武装和金库。1370年战胜丹麦，订立《施特拉尔松德条约》。同盟垄断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哥罗德的沿海地区建立商站，实力雄厚。15世纪中叶后，随着英、俄、尼德兰等国工商业的发展和新航路的开辟，转衰，1669年解体。——译者注
[78]Pipes，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pp.36-37，80-82.关于城镇-国家关系的连续性，见J.Michael Hittle，The Service City：State and Townsmen in Russia 1660—180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79]Marc Szeftel，“La participation des assemblées populaires dans le gouvernement central de la Russia depuis l'époque Kiévienne jusqu'àla fin duⅩⅧe siècle”，Gouvernés et Gouvernants 1984（4）：339-45.
[80]Ibid.，p.353；Ellerd Hulber，t“Sixteenth-Century Russian Assemblies of the Land：Their Composition，Organization，and Competence”，Doctoral thesis，Department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Chicago，1970，pp.140-46.
[81]Marc Szeftel，“La participation des assemblées populaires dans le gouvernement central de la Russia depuis l'époque Kiévienne jusqu'àla fin duⅩⅧe siècle”，pp.116-17.缙绅会议在空位期及之后，对国家事务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不过王室的权力很快就得到了重申。见J.L.H.Keep，“The Decline of the Zemsky Sobor”，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 Review 1957（36）：100-22。
[82]Pipes，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p.109.
[83]见John Whitney Hall，“Feudalism in Japan—A Reassessment”，in John W.Hall and Marius B.Jansen，eds.，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p.40-43；and Sir George Sansom，A History of Japan，1334—1615，Volume 1，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3-260。
[84]至少自镰仓时代开始，天皇就不过是个傀儡。除非是作为幕府的合法性力量，他根本就不在政治考量之内。
[85]大名，是日本封建时代的大领主。江户时代俸禄高达一万石以上的武士称为大名，意思是“拥有大片土地的人”，德川家康根据战后群雄对自己的忠诚度，把全日本的大名分成三类，即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外样大名。——译者注
[86]Albert Craig，“The Central Government”，in Marius B.Jansen and Gilbert Rozman，eds.，Japan in Transition：From Tokugawa to Meiji，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37-39.
[87]德川幕府时期没有出现严重的外来威胁，可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幕府将军和大名之间没有出现合作以及宪政模式。外来侵略引发了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欧洲君主和主要社会群体的相互合作，至少在军事革命之前是如此，军事革命出现后，支出的增加阻碍了合作，且需要使用武力来供养现代军队。
[88]Toshio G.Tsukahira，Feudal Control in Tokugawa Japan：The Sankin Kotai System，Cambridge，Mass.：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1966；Sir George Sansom，A History of Japan，1615—1867，Volume 2，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23，47-49.
[89]Conrad T.Totman，Politics in the Tokugawa Bakufu，1600—184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43-45；D.Eleanor Westney，“The Military”，in Jansen and Rozman，Japan in Transition，p.169.
[90]Mary Elizabeth Berry，Hideyoshi，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02-6；Sansom，History of Japan，Volume 2，pp.331-32.
[91]Harumi Befu，“Village Autonomy and Articulation with the State”，in Hall and Jansen，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pp.302-3；Thomas C.Smith，“The Japanese Villag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bid.，p.270.
[92]Sansom，History of Japan，Volume 3，p.102.
[93]Sansom，History of Japan，Volume 2，pp.317-19，Volume 3，p.98；Dan Fenno Henderson，“The Evolution of Tokugawa Law”，in Hall and Jansen，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p.228.关于社会的固化，见Berry，Hideyoshi，pp.106ff。
[94]Stephen Vlastos，Peasant Protests and Uprisings in Tokugawa Japa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59-72，123-30，142-53；Herbert P.Bix，Peasant Protest in Japan，1590—1884，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这些引证，要感谢巴林顿·摩尔。
[95]Sansom，History of Japan，Volume 2，pp.302-31；John Whitney Hal，l“The Castle Towns and Japan's Modern Urbanization”，in Hall and Jansen，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p.175.
[96]Ibid.，pp.175-80.
[97]Sansom，History of Japan，Volume 2，p.185.作者进一步说明，通过将经济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商人的确破坏了封建经济秩序，由此为明治天皇的迅速改革做好了准备（pp.185-88）。另可见Gilbert Rozman，“Castle Towns in Transition”，in Jansen and Rozman，Japan in Transition，pp.318-46。
[98]Dan Fenno Henderson，“The Evolution of Tokugawa Law”，in Hall and Jansen，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pp.221，229.
[99]Dan Fenno Henderson，Conciliation and Japanese Law，Tokugawa and Moder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5，pp.127-70.
[100]Henderson，“The Evolution of Tokugawa Law”，p.208.
[101]Henderson，Conciliation and Japanese Law，pp.37-38，58.
[102]Henderson，Conciliation and Japanese Law，p.25.
[103]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7，pp.23-59.值得注意的是，周朝的军队依赖于自我装备的御者，见Herrlee C.Creel，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Volume 1：The Western Chou Empi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p.242-387。太平天国运动试图以周朝（周礼）方式组织自我装备的军队，还是被中央集权并日渐细化的帝国军队所打败。见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Volume 1，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pp.43-44，61；以及David B.Ralston，Importing the European Army：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Military Techniques and Institutions into the Extra-European World，1600—1914，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p.107-141。
[104]Edward L.Dreyer，Early Ming China：A Political History 1355—143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98-102.
[105]Ibid.，pp.124-31.
[106]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Variations on a Them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pp.41-48.
[107]Dreyer，Early Ming China，pp.76-82；Philip A.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obil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20.卫所制被认为是15世纪中期的集权制，但其自足的原则得以保留（Dreyer，Early Ming China，pp.191-92，240-41）。关于其他纯粹的军事特性的资料，可见Ch'en Wen-shih，“The Creation of the Manchu Niru”，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1（14）：11-46；and Liu Chia-chü，“The Creation of the Banners in the Early Ch'ing”，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1（14）：47-75。
[108]见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pp.40-55；and Dreyer，Early Ming China，pp.20-25。
[109]Eberhard，History of China，pp.176-78；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pp.24-25.
[110]Balazs，Chinese Cit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pp.117-19.
[111]Eberhard，History of China，pp.240-49.
[112]Ibid.，p.261.
[113]Mi Chu Wiens，“Lord and Peasant：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Modern China 1980（6）：8-12.作者估计，农村人口约下降了40%。
[114]Ibid.，pp，12-29，34-35.国家不是这些特许状的当事人，它们都是由独立的庄园拥有者与他们的农民所拟定的。
[115]Herbert Franke，“Siege and Defense of Towns in Medieval China”，in Frank A.Kierman，Jr.，and John K.Fairbank，eds.，Chinese Ways in Warfa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151-201；Dreyer，Early Ming China，p.89.
[116]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p.70.
[117]Dreyer，Early Ming China，pp.107ff.
[118]Ibid.，pp.215-20.
[119]Dere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Law in Imperial China：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67，pp.77-143.帝制中国与德川日本一样，其司法范围有限，人们宁愿在非正式机构如村庄、宗族或行会中解决问题。
[120]Ibid.，p.60.关于帝国对司法及地方政府的其他要素的控制，见T'ung-tsu Chü，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21]Dere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Law in Imperial China：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pp.27-50.
[122]关于法兰西专制与乡村政府的关系，见Hilton R.Root，Peasants and King in Burgundy：Agrarian Foundations of French Absolutis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123]Conrad S.R.Russell，“Monarchies，Wars，and Estates in England，France，and Spain，c.1580—c.1640”，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1982（7）：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