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模式对兵学发展的影响
明代后期武举制度的推行，曾对选拔军事人才起到了一定作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以往军官世袭制所带来的积弊，兵典的大量流布也对晚明兵学的发展起到铺垫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若干弊端，并非救世良方。选拔机制上所存在的缺陷，导致武举制度一度还招来庸才。正德五年（1510），监察御史张羽等人举报武举所选60人“皆庸才也”，建议及时采取惩罚措施，要么举行复试，要么“夺其俸级”[256]。天启五年（1625），贵州巡按傅宗龙建议朝廷：“暂停武举，专励战功，拔真才以收实用。”[257]由此可见，通过武举所选拔得到的军事人才，并没有得到充分认可。武举的选拔标准不时发生摇摆，必然会造成备选之人的无所适从。在奸臣当道时，还会出现武举暂停的现象。武宗时期就曾因为刘瑾作乱而导致武举的停罢，兵部遂有奏请恢复。[258]为激励更多人参与武举，明廷还尝试推行“一岁更一边，诸边历遍，又经战一二次，保送袭职”[259]的办法，如此则必然又回到“武弁皆世禄之家，宴安骄惰，不习军旅”[260]的那种军职袭替的老路上。
通过经学模式，大量印发军事学教科书，对于培养和提升军官的军事理论水平，也起到积极作用。武举的设立多少推动了尚武之风，古代兵典因此而走到明王朝的各个角落。与宋代立兵经之后儒生也开始积极研习兵学的现象非常相似，明代儒生也开始热衷于探讨军事问题。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数丘浚所撰《大学衍义补》，其在继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的同时，也深入探讨各种军事问题，著述风格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儒学著作有所差别。谢国桢形容该书除了“包《大学衍义》一书而简练其精要”，也对兵略问题有深入探讨：“其于恢复大计，兵饷战守之机宜方略，皆凿凿可见行事，粹然儒者有用之言。”[261]在丘浚著作中所出现的这一现象，与正统年间朝野议论武举想必也有一定关系。王守仁、李贽等思想家同样积极研习兵学，这必然会推动兵学研究理论水平的提升。茅元仪更是将著述兵书作为己任，因此才有了《武备志》这部兵学巨著的诞生。
当然，明朝中后期的衰落历史证明，武举制度的设立并不能改变王朝衰落的趋势。这种情形也与北宋时期非常相似。宋神宗设立武举，包括王安石变法之举等，都没能改变北宋王朝必然走向衰落的趋势，历时既久，也会对兵学的发展造成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到了明代中期开始越发凸显。在经学模式下，从经典中寻找现成答案，渐成为一种投机取巧之策。在武举模式下，真正具有创新性和思想深度的兵学著作也难得一见。就明代的情形而言，等到更晚期之后，随着思想禁锢的瓦解和文人学者大量参与论兵，兵学才出现了再次振兴的机会。明代有影响的兵书大多在中晚期出现，这既与当时抗倭救国的形势有关，也与兵书管控放松和兵学研究主体已经发生变化有着直接联系。明代武举模式下的兵学发展历程，几乎成为北宋的翻版。这是中国古代兵学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它的出现无疑值得我们深思。早在洪武年间，礼部曾经吁请设立武举，但遭到了朱元璋的明确反对。在朱元璋看来，这种模式下选拔的人才一定会出现“析文武为二途”[262]之类“偏科”现象，因为他更想得到的是文武全才。等武举真正设立并且得到长期发展之后，只能承认明太祖确有其独到眼光，当时的担心和顾虑并非多余。(https://www.daowen.com)
武举模式虽强调通经致用，但所谓学习只能在政府规定的有限范围之内进行，只剩注解，鲜有创新。所谓研究实则戴着镣铐，并没有太多伸展的自由。就应试教材而言，过于简单的条块化梳理，只能给人以“盲人摸象”般的认知。由于武举教材的使用群体是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武人，文字上也有浅显易懂之类要求，然而过于强调通俗化，必然会导致学理的下降。这个原因导致了明代兵书虽多，但很多只是停留在阐发和疏解层面，在理论深度和思想水准上并没有取得太多突破。武举模式借鉴了儒家的经学模式，兵书立经相对较晚，兵经的研习群体则为武人将佐，他们普遍读书较少，文化水平偏低，缺少陆九渊那种“六经注我”的勇气，便只能大抵停留于“我注六经”的阶段，创新无多。[263]在经学模式下，经典被神化之后，难免也会束缚人们的思维，造成思想的僵化，也将古代兵典的卓越思想教条化。明初朱升在注释《孙子兵法》时，特意强调要避免“胶柱鼓瑟”，务求“机变妙于武子”。[264]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明代的武人而言，这更近乎是一种苛求。
倭寇的袭扰和蒙古人的进逼，导致边防一再告急。危机之下，武举虽被朝廷抓来作为救命稻草，却也不断受到质疑。突破经学模式的禁锢，大力推动兵学朝着实用方向发展，既成为当时之急务，也是有识之士的共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晚明时期的武举制度不断发生变革。当思想禁锢已有缓解，当边境危机更加急迫，当政府也不断对武举制度和防务的颓坏进行反思，真正意义上的兵学振兴总算到来。随着戚继光这样投入边防和军队建设的将领与茅元仪这样真正潜心研究兵学的文人逐渐增多，有质量的兵书也开始逐步出现。文人和武将各有其擅长领域。就论兵而言，文人更具理论水准，更善于向学理深处钻研，武将虽擅长在战场上拼杀，却对学理性探讨没有多少兴趣，甚至会将其斥为书生之见和纸上谈兵。但就兵学的提振而言，学者论兵和文人论兵却是不可或缺。正是因为热爱兵学的文人学者的积极参与，古典兵学的思辨水准才终于在明代中后期得到提升，战略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战术变化的多样性等，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此诞生了一批重要兵书。
明朝末期，《投笔肤谈》《阵纪》《运筹纲目》《武备志》等兵书结伴出现，这与当时的思想解放密不可分，也与当时对出版物管理相对宽松有着直接的联系。[265]国运逐步转衰的同时，兵学逐步迎来重新振作，虽无法改变朝纲败坏、内外交困的局面，完成不了拯救明廷的重任，但对古典兵学而言却别有一番意义。考察明代思想史，前期呈现的是僵化而沉闷的局面，这与明代高度发达的皇权政治和集权统治不无关系。到了明代中后期，才陆续出现王守仁、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一大批有着独立思想的文人学者，逐渐迎来思想界的解放。古典兵学的发展与之大抵合拍。《投笔肤谈》等重要兵书的出现，虽说改变不了古典兵学的整体守成趋势，更改变不了传统兵学进一步没落的趋势，但于当时而言已属难得，颇值得关注和研究。嵇文甫总结晚明思想界的情形时，曾有一段妙评：“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266]考察晚明兵学思想的发展情况，也可以借用这一评语。我们虽看不到“赫然当空的太阳”，但军事地理学的发展，火器理论的进步，包括各种类型的兵书纷纷出现，让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