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兵学的停滞
清前期军事家对中原传统兵学有较多学习和继承，并从中受益，但并非都对其充满敬意，有的反而带着明显的蔑视，斥为“纸上谈兵，无益于事”[118]。康熙就对《武经七书》为代表的中原传统兵学充满轻视。对此姜国柱曾有评论：“康熙的用兵之道，作战之术，实取之中国古代兵家，然而他却不承认且贬抑兵家，这亦是其卑劣之处。”[119]通过前赴后继的励精图治，清王朝逐步强大，但传统兵学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逐步走向没落。随着清统治者的有意打压和歧视，古典兵学由此而停滞不前。
康熙曾不止一次表达出对传统兵学的否定和轻视态度。在《讲筵绪论》中，康熙总结了自己学习传统兵学的经验：“自十二年用兵以来，尝取前人韬略武备等书阅之，亦皆纸上谈兵，无益于事。间有用符咒法术者，尤属不经。”[120]应该承认，传统兵学中确实有不少借鬼神为助的糟粕，兵四家中的兵阴阳一派，有不少就是充斥着这方面内容，康熙的批评属于由来有自，但他将“前人韬略武备等书”一概视为“纸上谈兵，无益于事”，显然不够公正和客观。《武经七书》是传统兵学的精华所在，康熙对这些兵典同样持全面否定态度。康熙四十九年（1710）九月，总兵官马见伯因为流传的《武经七书》注解不同，歧义较多，请求朝廷选定一部作为标准颁行各地。康熙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武经七书》，朕俱阅过，其书甚杂……若依其言行之，断无胜理。且有符咒占验风云等说，适足启小人邪心。”[121]康熙还以平定三藩之乱为例来证明《武经七书》的无用。在他看来，吴三桂是以《武经七书》之术对抗清兵，但最终却仍然不免覆灭命运，所以由此得出结论：“用《武经七书》之人，皆是此类。”[122]康熙这种批评实则是将谋略与实力等影响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混为一谈，从逻辑上来看确实有点文不对题，可以看出他对《武经七书》的态度有着明确的否定之意，而且带着很明显的偏激之情。由取人之学，再到全盘否定，这种现象在学术史上其实并不少见，康熙对传统兵学的这种有意贬抑也自有其理由，至少与其统治利益有着紧密联系。
入主中原之后，清统治者虽说非常注意重视汉文化，并有尊儒等实际举措，但他们对汉人时时怀有提防之心而且不曾有过须臾放松。在政治和文化上，他们对汉人处处保持打压之势，残酷的文字狱接踵而至，治学者多钻入故纸堆中。对于兵学，清朝统治者的打压态度更加坚决和明确。王汎森将清朝禁书归纳为五种：“（一）提到满汉之间的战争、种族差异，或不管任何时代、任何形式的作品，其内容足以提醒人们华夷种族意识者。（二）有关兵略战术者。（三）讨论、记载明清改朝换代之史事者，或记载明末清初忠臣烈士事迹者。（四）思想或文章有异端倾向，或是在清代正统意识下被认为‘不恰当者’。例如李贽（1517—1602）的著作，或任何与钱谦益（1582—1664）有关的书籍。（五）内容中有诲淫诲盗色彩者。”[123]“有关兵略战术者”，其实是兵书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因此而遭到禁毁。
清朝甫一建立，政府便开始大量收集和整理兵书，尤其是注意清剿那些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著作。清朝以整理古籍为口号的收集和整理，其实也是为了便于集中管控或集中销毁。正是这个缘故，我们在《四库全书》中只能看到寥寥无几的兵书，历代注解《孙子兵法》的精彩之作尽被抛弃，只留下五千余字白文。这种情势之下，研究兵学其实是带有极大风险的，诸如顾祖禹、魏禧这些兵学研究者，也只能悄悄隐伏山林展开，其著作能艰难流传下来已属万幸。在这种持续的高压政策之下，传统兵学当然无法求得发展。清统治者也曾希望利用武举选拔出合格的军事人才，为其守卫疆土，武举考试所用教科书仍逃不出《武经七书》的范围，但这并已不能推动传统兵学向前发展。作为“马上得天下”的民族，他们对传统兵学的态度其实是既爱又怕。因为充分了解兵书的作用，他们希望兵学研究只能局限于少数人，在统治阶层展开，其他人不能染指，这当然没有办法出现高水平研究著作。这种矛盾而狭隘的心理，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传统兵学的命运。(https://www.daowen.com)
清统治者对现代军事科技的态度同样是矛盾而且狭隘的，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康熙。康熙对现代军事科技的态度和他对兵学研究的态度相似，同样是既爱又怕，充满矛盾。康熙帝虽然也重视火器的制造和使用，却从来没有把火器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对于火器和火器研究，康熙存有明显的戒心。朝廷对火器严格地加以控制，以免危及政权的稳定。康熙在充分了解先进火器的巨大威力之后，很快就出台规定，“严禁民间铸造和使用火器，甚至将子母炮等比较先进的火器只装备八旗兵，连绿营兵也不得制造和使用”[124]。这种政策显然会妨碍火器的进一步发展，也决定了清朝火器研制水平的逐步走低。随着清王朝版图的确定，士人纷纷蛰伏，百姓彻底臣服，清统治者的自大情绪更加显露，于是更加自信地固守这套御民之术，导致火器发展水平和兵学研究水平进一步沦落。这便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局面：火器技术虽在宋、元、明时期就陆续推进，但直到清末，“火器在军队装备中始终处于次要地位，无论是汉兵还是蒙兵、清兵，他们更相信自己练就的‘武功’”[125]。由于清统治者对军事科技缺乏足够重视，并对西方世界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缺少了解，终于导致军事科技的全面落伍，火器制造技术相比明代都有所退步，一旦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便只能处处挨打。
就军事训练的指导而言，清前期也存在若干缺陷。通过战争实践，乾隆对八旗兵的衰退有所察觉，于是下令八旗兵加强骑射训练。毫无疑问，这种训练对于恢复满族子弟的尚武精神，提升清军的战斗力而言，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仅仅在满族士兵中展开，并未扩大到清军全体，明显也有防范汉人的考虑。
不管如何，康熙的贬抑态度，朝廷的有意打压，都对传统兵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多的负面作用。影响兵学发展的因素很多，政府的态度至关重要，对兵学思想的兴衰影响最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宋代。北宋政府提倡兵学，设立兵经，为古典兵学带来了二次振兴，其影响一直波及明代。而这一轮的良好发展态势，到了明代末期才逐渐转衰，进入清朝则已经进入刹车状态。清廷虽重视通过武举选拔人才，却始终事与愿违，古典兵学就此彻底走向衰落。清朝甚至可称武举的鼎盛时期，却也自此走向衰亡。[126]在清代武举模式之下，关于策论的要求逐步降低，嘉庆年间被迫改为只默写武经，这已经大大降低了考试难度，武举的水平逐步降低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统治者打压兵学，导致清前期兵学研究亮点很少。这期间诞生的兵书不多，而且大多保持坐而论道的特点，普遍缺乏实用性。与明代中晚期相比，清前期的兵学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倒退迹象。《乾坤大略》《潜书》《兵经》《戊笈谈兵》《间书》等兵书的出现，可以略为弥补此时兵学研究乏善可陈的缺憾。[127]通观清前期较有代表性的兵书，可以明显看出其受《孙子兵法》等兵典影响的痕迹。《兵迹》《兵谋》《兵法》等，虽然书名都显出几分高妙，但在具体内容上则缺少新意。从整体上打量，此时的兵学研究成就不高，沿袭多，创新少，而且所谓创新也基本停留在“术”的层面。这些兵学著作既可以说是宋明兵学快速发展的尾声，也可视为古典兵学的最后绝响。除上述几部兵书之外，清前期值得关注的是注疏类兵书，代表作要数《武经七书汇解》和孙星衍校理的《孙子十家注》。尤其是后者，代表了其时兵书整理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力。一部校勘整理类著作，影响力远超原创类著作，这多少也能折射清前期兵书的总体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