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典兵学的总结
在茅元仪之前，还有若干大型兵书诞生，例如何汝宾的《兵录》、唐顺之的《武编》、王鸣鹤的《登坛必究》等，与茅元仪同期撰写的大型兵书则有《经武要略》。这些著作虽难称完善，却也为古典兵学的总结起到了铺垫作用。
其实，在明代之前也曾有人尝试对既往兵学进行总结。北宋仁宗时期曾命曾公亮、丁度等编撰《武经总要》。该书分前、后两集，每集各20卷，共40卷。《前集》分别论述选将、教练之法、基本战术、各种阵法及各种利用地形作战的方法等。《后集》则集中通过战争案例介绍用兵谋略，此外也花费不少篇幅介绍占候之术等。《武经总要》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兵书，对军事制度、用兵选将、军队训练、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制造及阴阳占卜等各个方面内容都有论及，在营阵和武器装备这两部分还附有大量插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349]，对其评价甚高。考察兵学发展史，《武经总要》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了古典兵学的阶段性总结任务。
在宋代之后，古典兵学继续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军事理论家结合时势发展推陈出新，不断贡献出新的军事学著作。他们在阐释古典兵学要义的同时，也曾尝试对古典兵学继续进行科学总结。《登坛必究》《武编》《兵录》等大型兵书由此而不断出现。
首先需要提及的是王鸣鹤所撰《登坛必究》。这本兵书共40卷，对天文历法、军事地理、将帅选用、战略战术、治军理论、营阵之法等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我们从这种著述规模和庞大体系中，不难看出其“穷源”和“求全”的特点。作者虽然自称“专事汇集而鲜发挥”[350]，但也注意充分结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势需要，试图为统治集团找到安国全军之策，也试图通过既往政治和军事改革的总结与介绍，敦促明廷革除弊政。[351]《登坛必究》也大量辑录阴阳占候、奇门遁甲、太乙六壬之类兵阴阳的内容，多为迷信诡诞之说。对于这部兵书，前面曾有专门篇章述及，这里姑且不论。总之，《登坛必究》是明代一部重要兵书，但作者有意“专事汇集”，就此决定了其没有系统总结古典兵学所应有的抱负。各卷目录的条贯也稍显庞杂，缺少必要的条分缕析，也较少己见。
何汝宾所撰《兵录》，也是一本大型兵书。全书共14卷，附图484幅。该书从选将论将开始，对教练之法、兵器使用、阵法操练、守御策略、攻战之术及武器制造等都有或多或少涉及。但这仍然是一部辑录体兵书——这从书名“录”字就可以想见。至于其采录资料的来源，有一半是采自《武经总要》，另外一半则采辑明代所出新材料。[352]
《兵录》以《论将总说》开篇，仍然依照《武经总要》的编排方法，非常重视军队建设，尤其重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故以“论将”为首。在作战指导方面，该书也结合传统兵学，强调从了解敌我双方情报出发，谋划战争之法，选用攻防战术等。在对待古代兵法的学习和运用方面，该书也有独特见解，主张“不滞于法而实不离夫法也”[353]。作者以下棋为喻，说明学习古代兵法的重要性：“将之于兵法，犹奕者之于谱也。奕者必熟览其谱，而后可以应变制胜。未有将不习法而辄能开合变化运用无穷者。”[354]另外，《兵录》辑录了一些明代以来从西洋传来的火器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当然，书中同样含有明显的封建糟粕和迷信思想，夹杂着神鬼之论。作者自称，于“总括群书，钩其玄要”的同时，也“间附以己意”，[355]但书中并未说明何为辑录，何为本人发明。这本以“录”为目标的兵书，同样无法完成总结古典兵学的重任。
明代另外一本重要的兵学类书为《武编》，又名《唐荆川先生纂辑武编》。全书分前、后二集，共12卷，在嘉靖中期完成。其时明廷武备废弛，军队战斗力低下。唐顺之有感于此，着意振兴武学，于是广搜博采，辑录编纂成《武编》一书。后来唐顺之抗倭与巡抚凤阳期间，也多少得力于该书。《武编》模仿《武经总要》的体例，分成前、后二集。卷目的安排也基本照单模仿。在《前集》中主要辑录有关兵法理论方面的资料，内容包括将帅选拔、军队训练、攻防守备、计谋方略、营阵之法、武器装备等等。《后集》则基本辑录历史上的用兵实践。在采集资料方面，《武编》除了大量采自《武经总要》《续武经总要》之外，也注意从《武经七书》《太白阴经》《虎钤经》等古代兵学典籍中采集。
《武编》在编纂上也有卷目类名过于庞杂的缺点，这一缺点其实也是从《武经总要》继承而来。过于庞杂的分类，必然会导致若干类名的重复。除此之外，该书还有若干不足之处，比如书中也辑录了不少荒诞迷信的兵阴阳家的糟粕之论。总体上看，这本兵书“述而不作”，虽说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仍不足以完成对古典兵学的总结。
《经武要略》也是晚明时期诞生的军事学类书，由庄应会所撰。庄应会为明朝末年进士，目睹明朝政权的衰败和腐败，希望能有知兵之将出面拯救。他立志撰写兵书，教人懂得千古兵略，以资运筹帷幄之用。作者后来主动将该书进献崇祯皇帝，可见其自视甚高，对所撰兵书非常自信。
《经武要略》共24卷，分《上集》和《正集》两部分。《上集》分类记述明代历朝皇帝和名将用兵实迹。《正集》则从《武经七书》等兵书以及经、史、子、集中辑录历代军事史料，并按照治军、阵法、选将、兵法、方略等门类逐一进行编排。与前述军事类书不同的是，《经武要略》穿插着编者的评论，所以可称为辑评体兵书。只是该书评论并不很多，只一百余条。《经武要略》意在挽救明廷败局，评论多有感而发，辑录内容也较为丰富，保存了不少历代军事资料，尤其是明代的史料。但该书也有明显缺点，比如选辑史料时基本没有注明资料来源，在类目编排上也同样存在着过于庞杂的缺点。虽说其编成时间与茅元仪《武备志》相仿，但水平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
《兵录》《武编》《登坛必究》《经武要略》这些兵书，其立意和侧重点都各有不同，但都在试图建立庞大体系，类目编排较为庞杂，而且总体上都属于“录”的性质，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缺少己见，更缺少对古典兵学的宏观审视和总结。当然，这些兵书的价值也不容否定，他们多少也为茅元仪撰述《武备志》起到了铺垫作用。但是，对古典兵学进行系统总结的任务，似乎只有等到《武备志》的作者茅元仪来完成。
与《武经总要》《武编》《经武要略》等军事学类书相比，《武备志》具备明显的自身特点。
第一，综合性。《武备志》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辑评体兵书。但是与《经武要略》等同类书相比，它不仅体系更为宏大，而且点评更加精到；不仅条理清晰，而且体例保持统一；不仅有理论总结，也有史料支撑；不仅考镜源流，挖掘古代兵典的要义，而且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及时采辑其时先进的兵学理论和兵器知识。可以说，其编纂指导思想，要较其他同类兵书明显地胜出一筹。
第二，合理性。与《武经总要》或《武编》相比，《武备志》对古典兵学的分类排纂更加明晰合理。如前所述，全书分为五大类，明显去除了从《武经总要》《武编》《登坛必究》《经武要略》等分类庞杂的毛病。为了对兵学的主要论题进行更为合理的总结，茅元仪采用了独特的条贯方法，大类之下设小类，小类之下又根据需要灵活设置细目，对涉及军事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这种条分缕析尤其可见作者功力，也可看出茅元仪对古典兵学的钻研之深。
第三，独创性。《武备志》中有大量的点评文字，基本来自茅元仪的独创和研究发现，同样可见功力。通过这些点评文字，茅元仪借机阐释了对古代兵典的独到见解。除了每类之前的“序”之外，茅元仪还在完成基本资料的辑录之余，合理采用诸多方法完成对古典兵学的评注任务。比如，他通过文中夹注的方式，或解释难懂字词，或介绍经典战例，或申论兵学理论，都很好地表达自己对于军事问题的看法和见解。很显然，这与“述而不作”的《武编》或《兵录》等兵书立即拉开了距离。
第四，系统性。与《经武要略》比较，《武备志》并没有局限于明朝一代，而是立志对包括明代在内的既往兵学进行系统总结。茅元仪的立意，并不只是挽救时局，同时也对既往兵学进行了系统性总结。《武备志》由此而成为“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类似军事百科全书性”的兵书[356]。一直以来，它都以丰富的内容、深刻的见解、科学的编纂、珍贵的史料等，赢得了后人的广泛赞誉，受到研究专家的广泛重视。即便遭到清朝统治者禁毁，它仍然不断被翻刻，广为流传，足可以证明其思想价值。
第五，创新性。通过《武备志》可以看出，茅元仪始终用创新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军事问题。其中不只是采辑古代军事技术，也积极倡导对新军事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意在改善明军的装备，提高明军战斗力。比如，他坚持认为御敌必须善于使用火器，对使用火器的原则方法和技战术等都有深入论述，希望明军在作战和训练中充分熟悉和掌握各种火器的性能，并能因时因敌使用，充分发挥先进火器的威力。
总之，《武备志》从战略战术、装备后勤等多个方面，对涉及军事问题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总结和阐发。作者在《武备志·自序》中说，他因为看到国家承平日久，“朝野之间莫或知兵”，甚至于“以兵为弄”，“违天背地”，所以要写一本足以敷用的军事著作，积极寻找治国安邦之策，竭力拯救步入衰亡的明政权。[357]虽说他的这一写作目的未能实现——既未能仰仗其击退起义军，也没能阻止清军的铁骑南下，但该书依据史事或战例并结合时势所进行的探讨，都有发人深省之论。该书体系庞大，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由此而被誉为无所不包的“军事百科全书”。考察古代兵学的发展史，尤其是古典兵学在明代的守成趋势，《武备志》其实是对古典兵学完成阶段性总结任务的重要著作。
茅元仪通过《武备志》，不仅阐发了自己的兵学思想，同时也完成了对中国古典兵学的分类梳理和总结整理。细察该书我们不难发现，茅元仪的梳理总结，多少受到《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影响。这种“五分法”可能是尝试对旧有兵学思想体系进行革新，但也能明显看出“兵四家”的影子。一为五分，一为四分虽不能建立起一一对应关系，但是《武备志》受《兵书略》影响的印记无法抹去。具体地说，《兵诀评》和《战略考》多属于兵权谋和兵形势，《阵练制》和《军资乘》所论，则多为兵技巧，《占度载》则大体属于兵阴阳。由此可见，《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所建立的古典兵学范畴，无论是精神实质，还是实际内容，并没有被茅元仪所完全消解。在《武备志》中，茅元仪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重新进行了归类与合并。也正是这个原因，《武备志》与《兵书略》之间，无论是就分类立项，还是就思想内核而言，都有不少趋同之处。
考察从《兵书略》到《武备志》的这个漫长周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典兵学虽说一直往前发展，但更多的只是在“术”的层面或战术细节上有所发展，至于一些基本的思想和原则等，则基本没有跳出先秦兵学的藩篱，尤其是《孙子兵法》的藩篱。明代中晚期出现的若干具有创见的兵书，更像是一种回光返照。这个时候，我们再重新回味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对《孙子兵法》的评价——“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越发觉得它确实抓住了中国古典兵学的内在发展规律。所以，用茅元仪的这句话来概括《孙子兵法》对于我国古代兵学史所产生的影响，确实堪称允当之语：早于孙子的，《孙子兵法》都充分予以吸收，晚于孙子的，都不免受到《孙子兵法》的深刻影响。这段话充分说明茅元仪对古典兵学的洞察能力，也多少折射出古典兵学在较长一个时段的停滞不前。
【注释】
[1]左宗棠：《遵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2014年。
[2]茅元仪说：“海之有防，自本朝始。”（《武备志》卷二百九《占度载》）
[3]《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4]［日］田中健夫著，杨翰球译：《倭寇——海上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98页。
[5]《征服海洋：探险、战争、贸易的4000年航海史》，第118页。
[6]顾炎武撰，黄珅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7]白寿彝总主编，王毓铨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37页。
[8]胡宗宪：《题为献愚忠以图安攘事疏》，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六十六。
[9]宋烜：《明代浙江海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3页。
[10]《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三，上海书店，1982年。
[11]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著：《新编中国海盗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146页。
[12]《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
[13]王直是南直隶歙县（今属安徽）人，一度称“徽王”。《明世宗实录》等书作“王直”，《明史》等书作“汪直”。
[14]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叙寇原》。本书载于《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十五、十六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
[15]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上册，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16]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八一出版社，1993年，第155页。
[17]《征服海洋：探险、战争、贸易的4000年航海史》，第48页。
[18]《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
[19]樊树志：《明史讲稿》，中华书局，2012年，第218页。
[20]欧阳修曾留有诗作《日本刀歌》，诗云：“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施培毅选注：《欧阳修诗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由此可见，宋代就已经对日本战刀留有深刻印象。日本战刀不知何时已经锻造成为先进武器，锋芒渐露，就此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21]周纬：《中国兵器史稿》，中华书局，2018年，第272页。
[22]《中国兵器史稿》，第276页。
[23]有意思的是，明军将帅中始终有不少人保持佩剑的传统风气，但受到流行之风的影响，佩戴日式砍刀者，也不在少数。不知不觉之中，佩刀者竟然已经超过佩剑者。参见《中国兵器史稿》，第279页。
[24]《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廖永忠传》。
[25]《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
[26]秦天、霍小勇编著：《悠悠深蓝：中华海权史》，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86页。
[27]《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汤和传》。
[28]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七《议水陆战备事宜》，厦门博物馆、集美图书馆，1991年。
[29]《明史》卷二百五《唐顺之传》。
[30]《正气堂集》卷十六《恳乞天恩亟赐大举以靖大患以光中兴大业疏》。
[31]《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
[32]［美］艾·塞·马汉著，蔡鸿幹、田常吉译：《海军战略》，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07页。
[33]《海军战略》，第127页。
[34]《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严城守》。
[35]《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严城守》。
[36]《孙子兵法·计篇》。
[37]《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叙寇原》。
[38]《明世宗实录》卷四百十三。
[39]戚祚国：《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清道光刻本。
[40]《孙子兵法·地形篇》。
[41]《筹海图编·凡例》。
[42]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十《答蓟镇总兵戚南塘计边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43]《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十八《治水兵篇》。
[44]具体内容详见《孙子兵法·行军篇》。
[45]《孙子兵法·地形篇》。
[46]《正气堂集》卷五《议以福建楼船击倭》。
[47]《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二《舟师篇》。
[48]《孙子兵法·九地篇》。
[49]《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
[50]《张太岳集》卷三十六《再乞酌议大阅典礼以明治体疏》。
[51]《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选士卒》。
[52]《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一《胆气篇》。
[53]《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一《胆气篇》。
[54]《正气堂集》卷十一《大同镇兵车操法》。
[55]《阵纪》卷一《教练》。
[56]杨金森：《海洋强国兴衰史略》（第二版），海洋出版社，2014年，第318页。
[57]《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
[58]《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
[59]《明史》卷二百五《张经传》。
[60]《明史》卷二百十二《戚继光传》。
[61]《明史》卷二百十二《戚继光传》。
[62]《明史》卷二百十二《戚继光传》。
[63]《戚少保年谱耆编·序》。
[64]戚继光：《练兵实纪》卷九《练将·习兵法》，《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十九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
[65]《练兵实纪·杂集》卷四《登坛口授》。
[66]《练兵实纪·杂集》卷四《登坛口授》。
[67]详见《孙子兵法·计篇》。
[68]范中义：《戚继光传》，中华书局，2003年，第494页。
[69]《练兵实纪·杂集》卷四《登坛口授》。
[70]《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71]《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三《守哨篇》。
[72]《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三《守哨篇》。
[73]戚继光撰，王熹校释：《止止堂集·〈愚愚稿〉上·策问》，中华书局，2001年。
[74]《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75]《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七《营阵篇》。
[76]《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77]《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78]《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79]戚继光撰，张德信校释：《戚少保奏议》卷四《上军政事宜》，中华书局，2001年。
[80]《孙子兵法·计篇》。
[81]《孙子兵法·地形篇》。
[82]《明史》卷二百十二《戚继光传》。
[83]《练兵实纪》卷二《练胆气》。
[84]《明史》卷二百十二《戚继光传》。
[85]《练兵实纪》卷一《练伍法》。
[86]李建明：《戚继光“有限发展”火器技术问题初探》，《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7期。
[87]详见《孙子兵法·行军篇》。
[88]《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十八《治水兵篇》。
[8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0页。
[90]《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91]《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一《束伍篇》。
[92]《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一《束伍篇·原选兵》。
[93]《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一《束伍篇·原选兵》。
[94]《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一《束伍篇·原选兵》。
[95]《练兵实纪》卷八《练营阵》。
[96]《练兵实纪》卷八《练营阵》。
[97]《练兵实纪》卷八《练营阵》。
[98]《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五《手足篇·忌花法》。
[99]《练兵实纪》卷四《练手足》。
[100]姜国柱：《中国军事思想通史》（明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101]《练兵实纪·凡例》。
[102]《纪效新书》十四卷本。
[103]《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一《胆气篇》。
[104]《孙子兵法·作战篇》。
[105]《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练将篇》。
[106]《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练将篇》。
[107]《止止堂集·〈愚愚稿〉上·大学经解》。
[108]《孙子兵法·九变篇》：“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
[109]《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练将篇》。
[110]《练兵实纪》卷九《练将》。
[111]《纪效新书·总叙》（十八卷本）。
[112]《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练将篇》。
[113]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114]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管形火器即为我国元代出现，约为1287年制造。参见魏国忠：《黑龙江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铜火铳》，《文物》1973年第11期。
[115]《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第60页。
[116]何汝宾：《兵录》卷十一《火攻总说》，明崇祯刻本。
[117]王兆春：《中国军事科技通史》，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第193页。
[118]《中国兵器史稿》，第286页。
[119]《中西文化交流史》，第374页。
[120]焦勖：《火攻挈要·自序》，《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
[121]该书有种抄本卷前序题“东宁焦玉自序”，可以判断该书“可能由焦玉草创”，参见佚名：《火龙神器阵法》，《中国兵书集成》第十七册，第1页。
[122]《火攻挈要·自序》。
[123]《明史》卷一《太祖本纪》。
[124]《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125]《明英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五，上海书店，1982年。
[126]《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五十。
[127]《中国军事科技通史》，第201页。
[128]有关数据多依据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129]《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
[130]郭登：《上偏箱车式疏》，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五十七。
[131]《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第140页。
[132]朱熹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
[133]《管子·参患》。
[134]《管子·幼官》。
[135]《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三《手足篇·神器解》。
[136]《火龙神器阵法授受序》。
[137]《火攻挈要·概论火攻总原》。
[138]徐光启著，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四《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39]《徐光启集》卷六《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
[140]《管子·七法》中曾有一段总结影响战争胜负主要因素的论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这段话总结影响战争结局的要素为八个，分别为：材料、工艺、武器、选兵、军队的政教素质、练兵、情报、指挥。在《管子》作者看来，这八个要素都做得足够好的话，就可以做到天下无敌，后人遂将这一套理论简称为“八无敌”。
[141]《徐光启集》卷一《器胜策》。
[142]《徐光启集》卷三《辽左阽危已甚疏》。
[143]《徐光启集》卷六《处不得不战之势宜求必战必胜之策疏》。
[144]《火攻挈要·火攻根本总说》。
[145]《孙子兵法·火攻篇》。
[146]《火龙神器阵法·毒龙无敌神火药法配诀歌》。
[147]《火龙神器阵法·火龙万胜神药》。
[148]详见《火龙神器阵法·火攻兵戒》。
[149]《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八。
[150]赵常吉：《神器谱》卷一，日本文化五年（1808）坊刊本。
[151]《中国军事科技通史》，第205页。
[152]《神器谱》卷五。
[153]《车营叩答合编·车营百八叩·序》。
[154]《车营叩答合编·车营百八叩·序》。
[155]《火龙神器阵法·火攻地利》。
[156]《火攻挈要·火攻根本总说》。
[157]《孙子兵法·谋攻篇》。
[158]《明史》卷一百五十四《张辅传》。
[159]《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160]尹耕：《塞语·城塞》，《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册。
[161]《徐光启集》卷四《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
[162]《火龙神器阵法·火攻器制》。
[163]《火龙神器阵法·火攻器制》。
[164]孙子将“道、天、地、将、法”统称“五事”。见《孙子兵法·计篇》。
[165]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清乾隆刻本。
[166]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五岳游草·广志绎》，中华书局，2006年，前言第1页。
[167]王士性撰，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一《方舆崖略》，中华书局，1981年。
[168]《广志绎》卷二《两都》。(https://www.daowen.com)
[169]《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
[170]《五岳游草·广志绎》，前言第8页。
[171]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它只是一个草稿，这可能与该书工程量过于庞大有关，写作工作实则没有结束，“留待处理的痕迹随处可见”。参见朱惠荣：《评〈肇域志〉》，《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72]《肇域志·自序》，顾炎武撰，谭其骧、王文楚等点校：《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73]徐元文：《序》，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1984年。
[174]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四部丛刊》景清刻姚江借树山房本。
[175]《日知录》卷三十一《长城》。
[176]华林甫：《顾炎武地理考据得失论：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4期。
[177]《武备志》卷一百八十九《占度载》。
[178]《武备志》卷一百八十九《占度载》。
[179]马欢：《瀛涯胜览·序》，中国旅游出版社，2016年。
[180]《武备志》卷二百四十《占度载》。
[181]《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御海洋》。
[182]《武备志》卷二百九《占度载》。
[183]《武备志》卷二百九《占度载》。
[184]《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
[185]《筹海图编》卷十《遇难殉节考》。
[186]《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叙寇原》。
[187]《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定庙谟》。
[188]《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选士卒》。
[189]《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清屯种》。
[190]《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慎募调》。
[191]《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
[192]《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御海洋》。
[193]《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御海洋》。
[194]《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固海岸》。
[195]《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固海岸》。
[196]《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谨瞭探》。
[197]《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勤会哨》。
[198]《筹海图编》卷十二《经略二·用间谍》。
[199]《筹海图编》卷十三《经略三·兵器》。
[200]《筹海图编》刊刻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春正月，距离郑若曾进入胡宗宪幕府不过数月，因此有人认为该书撰述时间很短。当然，郑若曾动笔著述是书可能较早，当他目睹倭寇为患家乡之时，可能已悄悄展开著作，遂以该书为投名状而投靠胡宗宪。不管如何，该书初刻之时，因为文字来不及仔细推敲，地名、人名等也没来得及核实，因此文字内容脱讹较多，难称完善。
[201]《决计进剿疏》，施琅撰，王铎全校注：《靖海纪事》卷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202]［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第181页。
[203]《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
[204]《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
[205]阎盛国：《顾祖禹对〈孙子兵法〉军事地理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06]阎盛国：《顾祖禹对〈孙子兵法〉军事地理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07]《孙子兵法·虚实篇》。
[208]《孙子兵法·用间篇》。
[209]《孙子兵法·地形篇》。
[210]《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南直二》。
[211]《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历代州域形势二》。
[212]《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纪要序》。
[213]魏禧：《读史方舆纪要·叙》。
[214]《读史方舆纪要·广东方舆纪要叙》。
[215]《读史方舆纪要·广东方舆纪要叙》。
[216]《读史方舆纪要·广东方舆纪要叙》。
[217]《读史方舆纪要·广东方舆纪要叙》。
[218]《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北直一》。
[219]《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北直一》。
[220]《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北直一》。
[221]《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
[222]《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
[223]《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
[224]《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六《四川一》。
[225]《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
[226]《读史方舆纪要·北直方舆纪要序》。
[227]魏禧：《读史方舆纪要·叙》。
[228]《发刊词》，《禹贡》1934年第1期。
[229]《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二。
[230]《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二。
[231]《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三。
[232]《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三。
[233]《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三。
[234]《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三。
[235]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9页。
[236]《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419页。
[237]《明英宗实录》卷九十九。
[238]《明英宗实录》卷九十九。
[239]《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四。
[240]《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四。
[241]《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
[242]《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卷一百三十五《兵部·武举》。
[243]《明世宗实录》卷二。
[244]《明武宗实录》卷二十六，上海书店，1982年。
[245]《明武宗实录》卷二十六。
[246]《明武宗实录》卷二十六。
[247]《明武宗实录》卷三十四。
[248]《明宪宗实录》卷十，上海书店，1982年。
[249]《明宪宗实录》卷四十三。
[250]《明孝宗实录》卷七十六，上海书店，1982年。
[251]《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四。
[252]《明熹宗实录》卷十八，上海书店，1982年。
[253]《崇祯实录》卷四，上海书店，1982年。
[254]《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九十。
[255]《明宪宗实录》卷九。
[256]《明武宗实录》卷六十六。
[257]《明熹宗实录》卷五十五。
[258]《明武宗实录》卷六十七。
[259]《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九十。
[260]《明世宗实录》卷六十一。
[261]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77页。
[262]《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三。
[263]《宋史》卷四百三十四《陆九渊传》：“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264]朱升撰，刘尚恒校注：《朱枫林集》卷三，黄山书社，1992年。
[265]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266]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中华书局，2017年，第1页。
[267]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9页。
[268]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孙子兵法》的诞生便宣告着古典兵学达到了高峰期。就思想层面考察，晚出兵书只能是沿着“祖述孙子”的轨迹前进，能够跳出孙子藩篱的著作难得一见。这便是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所总结的“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269]《中国兵书通览》，第21页。
[270]《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册，第708页。
[271]《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册，第706页。
[272]《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台湾华文书局，1985年。
[273]《武备志·自序》。
[274]《武备志·自序》。
[275]《武备志·自序》。
[276]《武备志·自序》。
[277]《武备志·自序》。
[278]《武备志·自序》。
[279]《武备志·自序》。
[280]《武备志·自序》。
[281]《武备志·自序》。
[282]《武备志·自序》。
[283]《武备志·自序》。
[284]《武备志·自序》。
[285]《武备志·自序》。
[286]《武备志》卷一《兵诀评》。
[287]《武备志》卷一《兵诀评》。
[288]《武备志》卷一《兵诀评》。
[289]《武备志》卷十九《战略考》。
[290]《武备志》卷十九《战略考》。
[291]《武备志·自序》。
[292]《武备志》卷十九《战略考》。
[293]《武备志》卷十九《战略考》。
[294]《武备志·自序》。
[295]《武备志·自序》。
[296]《武备志·自序》。
[297]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兵书略》，中华书局，1962年。
[298]《孙子兵法·用间篇》。
[299]《武备志·自序》。
[300]郎文
：《武备志·序》。
[301]《武备志》卷三《兵诀评》。
[302]《武备志》卷三《兵诀评》。
[303]《武备志》卷三《兵诀评》。
[304]《武备志》卷九十五《军资乘》。
[305]《武备志》卷九十五《军资乘》。
[306]《武备志》卷三《兵诀评》。
[307]《武备志》卷三《兵诀评》。
[308]《武备志》卷三《兵诀评》。
[309]《武备志》卷三《兵诀评》。
[310]《武备志》卷三《兵诀评》。
[311]《武备志》卷八《兵诀评》。
[312]《武备志》卷四《兵诀评》。
[313]《武备志》卷三《兵诀评》。
[314]《武备志》卷六十八《阵练制》。
[315]《武备志》卷六十八《阵练制》。
[316]《武备志》卷六十八《阵练制》。
[317]《武备志》卷六十八《阵练制》。
[318]《武备志》卷六十八《阵练制》。
[319]《武备志》卷七十一《阵练制》。
[320]《武备志》卷三《兵诀评》。
[321]《武备志》卷三《兵诀评》。
[322]《武备志》卷五《兵诀评》。
[323]《武备志》卷一百四十八《占度载·序》。
[324]《武备志》卷三《兵诀评》。
[325]《武备志》卷二《兵诀评》。
[326]《武备志》卷十七《兵诀评》。
[327]《武备志》卷二《兵诀评》。
[328]《武备志》卷五《兵诀评》。
[329]《武备志》卷四《兵诀评》。
[330]《武备志》卷二《兵诀评》。
[331]《武备志》卷四《兵诀评》。
[332]《孙子兵法·虚实篇》。
[333]《武备志》卷一《兵诀评》。
[334]《武备志》卷九《兵诀评》。
[335]《武备志》卷一《兵诀评》。
[336]《武备志》卷一《兵诀评》。
[337]《武备志》卷八《兵诀评》。
[338]《武备志》卷九《兵诀评》。
[339]《武备志》卷一《兵诀评》。
[340]《武备志》卷八《兵诀评》。
[341]《武备志》卷一《兵诀评》。
[342]《武备志》卷一《兵诀评》。
[343]《武备志》卷九《兵诀评》。
[344]《武备志》卷九《兵诀评》。
[345]《武备志》卷十《兵诀评》。
[346]《武备志》卷十一《兵诀评》。
[347]《武备志》卷十《兵诀评》。
[348]《武备志》卷十一《兵诀评》。
[34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九《子部九·兵家类》。
[350]《登坛必究·凡例》。
[351]《中国兵书通览》，第366页。
[352]《中国兵书通览》，第371页。
[353]《兵录》卷一《论将总说》。
[354]《兵录》卷一《论将总说》。
[355]《兵录·自叙》。
[356]《中国兵书通览》，第382页。
[357]《武备志·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