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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黄艾婧：“两岸比较视野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害人保护”，载《人民检察》2019年第14期。
［126］ 闵春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程序简化”，载《苏州大学学报》2017 年第2 期。
［127］ 陈卫东：“公正和效率——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两个目标”，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5 期。
［128］ 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与实现途径”，载《中外法学》2015 年第4 期。
［129］ 周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实践性反思”，载《当代法学》2018 年第2 期。
［130］ 顾永忠、肖沛权：“‘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亲历观察与思考、建议——基于福清市等地刑事速裁程序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调研”，载《法治研究》2017年第1期。
［131］ 左卫民：“量刑建议的实践机制：实证研究与理论反思”，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4期。
［132］ 肖沛权：“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10 期。
［133］ 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
［134］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公力合作模式——量刑协商制度在中国的兴起”，载《法学论坛》2019年第4期。
［135］ 郭明文：“论审判阶段的程序分流——以被告人认罪案件处理程序为视角”，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36］ 陈瑞华：“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与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之比较（下）”，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4期。
［137］ 孙锐、张剑：“认罪认罚从宽与辩诉交易制度的本质区别及其对检察官角色的影响”，载《中国检察官》2020年第6期。
［138］ 林喜芬：“论量刑建议的运行原理与实践疑难破解——基于公诉精密化的本土考察”，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1期。
［139］ 李奋飞：“论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制约要素”，载《法学论坛》2020年第4 期。
［140］ 熊秋红：“比较法视野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兼论刑事诉讼‘第四范式’”，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5期。
［141］ 闫召华：“检察主导：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模式的构建”，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4期。
［142］ 闵春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及理论反思”，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12期。
［144］ 左卫民：“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载《法学研究》2005 年第4 期。
［145］ 杨立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与适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146］ 洪浩、方姚：“论我国刑事公诉案件中被追诉人的反悔权——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机制为中心”，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4 期。
［147］ 赵赤：“对认罪认罚后‘反悔’的案件提出抗诉应当慎重”，载《检察调研与指导》2017 年第4 期。
［148］ 鲍键、陈申骁：“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的检察监督”，载《人民检察》2019年第12期。
［149］ 叶青：“认罪认罚从宽并非‘辩诉交易’”，载《上海法治报》2016 年9 月9 日。
［150］ 曹东：“论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作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3期。
［151］ 董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认罪’问题的实践分析”，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5期。
［152］ 王秀梅、陈志娟：“认罪认罚案件的精准量刑探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三、报纸及其他类
［1］ 每周社评：“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发挥主导作用”，载《检察日报》2019 年5 月20 日。
［2］ 刘卉：“确定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之方向”，载《检察日报》2019年7月29日。
［3］ 周斌：“共同凝聚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智慧——检察机关承担主导责任、推动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深入落实纪实（上）”，载《法制日报》2019年7月12日。
［4］ 范跃红：“认罪认罚了，量刑从宽建议为何未采纳”，载《检察日报》2019 年9 月21 日。
［5］ 吴宏耀：“量刑建议：承载认罪认罚从宽重要制度功能的‘基石’”，载《检察日报》2019年6月10日。
［6］ 岳阳：“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及其应对”，载《检察日报》2020年6 月11 日。
［7］ 张伟、徐晨馨：“认罪认罚制度中的新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19年5 月10 日。
［8］ 钟亚雅：“认罪认罚被从宽处理后又想上诉获减刑”，载《检察日报》2019 年4 月9 日。
［9］ 王恩海：“认罪认罚动机不是抗诉理由”，载《上海法治报》2019年4 月24 日。
［10］ 储槐植、闫雨：“‘赎罪’——既遂后不出罪存在例外”，载《检察日报》2014 年8 月12 日。
［11］ 孟建柱：“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7日。
［12］ 丁国锋等：“刑事速裁一审终审呼声渐高”，载《法制日报》2015 年11 月2 日。
［13］ 钟安安：“北京：刑事速裁案件首推‘认罪协商’机制”，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6 年2 月16 日。
［14］ 顾永忠：“‘庭审中心主义’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16 日。
［15］ 沈德咏：“庭审实质化的六项具体改革措施”，载《法制日报》2016年9 月5 日。
［16］ 朱孝清：“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载《检察日报》2019年5月13日。
［17］ ［英］伊丽莎白·特鲁斯：“法治是我一生的信仰——英国司法部长伊丽莎白·特鲁斯就职演讲”，汪子洁译，，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8 月19 日。
［18］ 黄世钊：“全国人大代表莫华福建议：出台法律援助律师工作办法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载《广西法治日报》2020 年5 月25 日。
［19］ 卢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被害人占有一席之地”，载《检察日报》2018年7月24日。
四、外文类
［1］ Stephen C.Thaman，“Plea-Bargaining，Negotiating Confessions and Consensual Resolution of Criminal Cases”，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07（11）.
［2］ M.Damaska，“Negotiated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2004（2）.
［3］ C.Ronald Huff，Arye Rattner and Edward Sagarin，Convicted but Innocent：Wrongful Conviction and Public Policy，Sage Publications，1996.
［4］ See Sally Lipscombe and Jacqueline Beard，“Reduction in Sentence for a Guilty Plea ”，http：//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SN05974/ … ，last visit on July 9，2016.
［5］ “Code for Crown Prosecutors：Section 9.5”，http：//www.cps.gow.uk/publications/code_ for_ crown_ prosecutors/guiltypleas.html，last visit on 2019-03-05.
［6］ Brian L.Cutler，Keith A. Findley and Timothy E. Moore，“Interrogations and False Confessions：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18 Canadian Criminal Law Review，157（2014）.
［7］ Andrew D. Leipold，“How the Pretrial Process Contributes to Wrongful Convictions”，42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1154（2005）.
［8］ Richard M.Ryan and Edward L.Deci，“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Social Development，and Well -Being”，American Psychologist，Vol.55，No.1（Feb.，2000）.
［9］ Sherry F.Colb，“Oil and Water：Why Retribution and Repentance Do Not Mix”，Quinnipac Law Review，Vol.22，No.59（2003）.
［10］ See John Tasioulas，“Repentance and the Liberal State”，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Vol.4，No.2（Spr.，2007）.
［11］ See Folker Bittmann，“ Consensual Elements in German Criminal Procedural Law”，15 German L.J.（2014）.
［12］ See Thomas Weigend and Jenia Lontcheva Turner，“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Negotiated Criminal Judgments in Germany”，15 German L.J.，（2014），at footnote 14.
［13］ See Folker Bittmann，“Consensual Elements in German Criminal Procedural Law”，15 German L.J.（2014）.
［14］ See Stefan Konig and Stefan Harrendorf，“Negotiated Agreements and Open Communication in Criminal Trials：The Viewpoint of the Defense”，15 German L.J.（2014）.
［15］ Markus Dirk Dubber，“American Plea Bargains，German Lay Judges，and the Crisis of Criminal Procedure”，49 Stan.L.Rev.（1996～1997）.
［16］ See Stephen A.Saltzburg and Daniel J.Capra，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Cases and Commentary，6th ed.，West Group ，2000.
［17］ See Stephanos Bibas，“Harmonizing Substantive-Criminal-Law Values and Criminal Procedure：The Case of Alford and Nolo Contendere Pleas”，88 Cornell L.Rev.（2002～2003）.
［18］ Model Code of Pre-Arraignment Procedure，§350.4（4）.
［19］ Cf.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As amended to Dec.1，2016），Rule 11（b）（3）.
［20］ Cf.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As amended to Dec.1，2016），Rule 11（d），（e）and Rule 32（j）.
［21］ American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11（f）.
［22］ Se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ABS Standards for Criminal Justice Pleas of Guilty Third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