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民的中文著作
在韶州期间,龙华民在中国文人的帮助下,撰写了几部宣传教理的中文小册子。
著书传教,是利玛窦特别看重的传教方法。其原因有三:其一,利氏认识到,在中国书籍有着特殊的权威性,人们往往觉得,凡是书上写的,就是对的。“所有教派多以书籍,而不以口讲作宣传;获得高官厚禄也是利用撰写佳作,而不是利用口才获得”。因此“很多中国人要我多撰写东西”[16];其二,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有限,只能在少数几个传教点周边活动,而书籍则可以不胫而走,深入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其三,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方言不同,甚至迥异,外国传教士除了必须掌握官话之外,顶多再学一两种方言,各地的方言学不胜学,然而中国的文字却是统一的。将教义道理付诸文字,乃是一劳永逸的佳策。利氏曾说:“广哉文字之功于宇内耶!百步之远,声不相闻,而寓书以通,即两人睽居几万里之外,且相问答谈论,如对作焉。”[17]不仅如此,利玛窦还发现“用中文所撰写的书籍,在日本也可以使用”[18]。为此,利玛窦率先垂范,在中国文人的帮助下,撰写了多部中文著作,传布天主教义,如:1595年的《天主实义》和《交友论》、1599年的《二十五言》、1601年的《西琴曲意》、1606年的《西字奇迹》、1608年的《畸人十篇》等等,当然还有多部涉及数学、天文学的科学著作。受利玛窦的影响,其他来华耶稣会士也纷纷捉笔,一时间证教论教的中文著作如雨后春笋。
龙华民在韶州期间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地的佛教徒嘲笑天主教徒只有一本4页的小册子《天主教要》,而佛教则具备词句精美的“巨帙著作”。基督徒们被说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回答说,“基督教的书要多得多,但因这儿神父很少,他们又确实正在学新语言,所以还没有时间把书都译为中文”。这一辩解被佛教徒讥讽为“软弱无力的遁词”。于是基督徒们“特地向龙华民神父送上一份特别请求书,请他捍卫他所宣讲的教义”[19],以反驳当地佛教徒们的攻击。
鉴于形势所迫,中文还不熟练的龙华民在中国文人的帮助下发愤撰写了几本中文的宗教小册子:《圣教日课》一卷(1602年刻于韶州)、《圣若撒法始末》一卷(1602年刻于韶州)、《丧葬经书》一卷(1602年刻于韶州)[20]等,不著刻印时间的还有《灵魂道体说》等多部。方豪称:“龙氏对于审定中国教友所用经文,功绩最著。曾汇编为圣教日课,初刻本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行世。”[21]同在韶州的苏如望神父也撰写了《天主圣教约言》[22]一书。
本文不涉及龙氏纯宗教之著作,而着重关注其与介绍欧洲文学有关之《圣若撒法始末》一书。
《圣若撒法始末》一书说的是一个名叫“若撒法”(Josaphat)的天主教圣人的故事。故事最早出自欧洲3至4世纪的《沙漠圣父传》,后经辗转演绎于13世纪收入《圣传金库》。龙华民将此故事译成中文,又作了若干改动。(https://www.daowen.com)
故事的大体内容是这样的:这位名为若撒法的人,原为4世纪印度国王之子。出生后,其父国王令多名术士为其算命,多数人都称“太子多福多能”,只有一人据称得到天主的启示,云:“陛下悖天主教,太子则必专心奉之。而后得其所望。”当时的国王正在印度严禁天主教,为了严禁太子接触天主教,防范于未然,“因营大殿于府旁,轮奂工美,备极壮丽,使太子居之。稍长,则止诸人不得近,唯遴师傅以训”。国王千叮咛万嘱咐“凡可忧可惧、若死若老若病若穷苦,一切事语盖不许出口”,特别是“绝口天主与夫天教等情,所力戒隐藏。兹事尤为第一”,唯恐当年的谶言成真。但太子长大后,向其父提出:禁闭深宫,“全无一毫快乐,又且加忧。虽有饮食,亦甚为苦,唯思门外诸事尽经目睹。陛下若爱我生命,随我之愿,悦我之心,使我见所未见,足矣。”[23]国王没办法,许之。太子若撒法在路途中遇到麻风病患者、失明者和垂垂老者各一,始知民间疾苦。又遇一名得到天主暗示的苦行僧人,他对太子若撒法“详论天主事理”,如:“何以造成天地万物,何为斥逐亚当于地堂,何以自天而降投胎室女玛丽亚,何以受难,何以日后又下世界,何以为善者受无尽福,为恶者受无穷祸”,等等,还以若干生动的寓言故事,劝导若撒法信奉了天主教。国王闻讯大怒,用美人计,立其为王等种种办法,以分其心而离去其教。但是若撒法不但不悔,反而下令改佛教的庙宇为教堂,在国内推行天主教。最后,他的父亲—老国王“感太子之化,入奉圣教”,“退处山中,苦修自责,以补前过,终其身率行善事”。
书中引用了多则欧洲文学中的寓言故事,如:《三友》《巾箱传奇》《撒种的比喻》《小鸟之歌》等等。
试举《三友》一篇为例:“人有用爱者:爱一友过于爱己;又爱一友,只似爱己;更有一友,则爱之不及己矣。”后来这个人被国王追捕,急需朋友帮助。他首先求助于曾经“爱之胜于爱己”的那个朋友甲,想不到甲推托说,“我有别友,今正聚欢,无暇顾及尔,但有粗衣二件,赠尔以行。”此人十分懊丧,只好去找第二个“爱之如爱己”的朋友乙。乙“则曰:‘适我方有急,不能分尔之苦,但陪尔前行。’行未数步,即旋理己事。”此人沮丧异常,心想:“我昔与尔厚爱,今乃俱背恩。”无奈只好去找那个“爱不及己”的丙,“含羞告曰:‘有口难言。为昔日不曾爱尔,未尽友道。今乃困迫,不得已求济于尔。’”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丙跑到国王面前,“力为解脱,得蒙赦宥”。通过这个故事,书中的讲道者把腊盎,对太子若撒法进一步揭示了寓言故事蕴藏的道理:“一友是世人所爱财帛,至于临终,带将去不得。而所附身者,一二殓布而已;二友是妻子亲戚,送死至于郊外或墓穴,即还顾自家产业矣。三友是信望爱之德,及一切善行,能于死后达天主台下,祈望脱我凶恶也。”结果是“太子闻此善喻,心益豁喜”。
这种以生动的寓言来阐述道理的方法,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著作中也比比皆是。龙华民劝人信奉天主的《圣若撒法始末》一书,既阐述了天主教的道理,也“很有助于教徒用来对付迫害者们的攻击”[24]。不仅如此,他还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欧洲古代的文学故事。在他之后,利玛窦1608年撰写的《畸人十篇》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金尼阁更是于1625年出版了集中介绍古希腊伊索寓言的《况义》。明末清初的来华耶稣会士成为最早向中国人介绍欧洲文学的先驱人物。
《圣若撒法始末》于1602年初刻于韶州之后,经中国文人张赓润色,于隆武年间(1644—1645年)再版,流传甚广。台湾研究者李奭学先生评价说:“龙华民所译的《始末》(即《圣若撒法始末》)虽然难当足本信译之名,增损之处颇多,然而他信守亚可伯的原文处,译来确实也分毫不爽,字字无殊,成就之高大令人侧目。张赓继之再添笔力,为来日的隆武刊本粉饰面貌,《始末》的可读性因而大增。比起前此利玛窦所译的《交友论》或《西琴曲意八章》,文字功夫与情节上的曲折当又高明许多,确实不俗。”李先生称:“我觉得‘中译欧洲文学第一书’这份殊荣,《圣若撒法始末》当之无愧。”[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