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之后成为中国教区的会长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利玛窦之后成为中国教区的会长

1609年,在北京的利玛窦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当考虑中国教会的继承人选时,他心仪同是意大利人的龙华民,于是就召龙华民北上进京。但龙华民在韶关正为那场所谓“通奸”的官司纠缠而无法脱身。利氏临终时,龙华民还未赶到北京。利玛窦给龙华民写了一封信,交待了关于教会的事务。信的抬头写的是“中国传教团监督龙华民”,署名为“前监督利玛窦”[26]。

利玛窦去世后,他的耶稣会同伴庞迪我和中国朋友为他向皇帝上疏,破天荒地争取到了位于城西二里的“滕公栅栏”作为墓地。当一年之后,利公的灵柩从宣武门教堂移至“滕公栅栏”,作为耶稣会中国教区新任负责人的龙华民才赶到北京。“在他的指导下设计出中国第一座基督教的墓地”[27]。1611年的11月由他主持了利玛窦的葬礼。

作为利玛窦的接班人,龙华民对他的前辈十分敬重,对利氏的辞世,他说,这“使我们成了孤儿”,“他的权威和声望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就是遮风挡雨之所。我们希望他在天堂里还能给我们更多的帮助”[28]。但是,对于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他并不完全赞同。

研究者称:龙华民“为引起中国礼仪问题之第一人。当其仅为传教师时,对于其道长利玛窦之观念与方法,已不能完全采纳,但为尊敬道长,不便批评。一旦自为会督后,以为事关信仰,遂从事研究,而在理论与事实上所得之结论,有数点与前任会督之主张完全背驰。其他神甫作同一研求者,意见亦有分歧。”[29]

龙华民与他的前辈利玛窦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利玛窦出于在华生活多年的了解和客观地分析研究,认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还没有到收获的季节,甚至连播种也谈不上,只是处于清理土地和开荒的阶段而已”[30]。因此必须极端地审慎,决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决不能盲目地追求教徒数量,而是要借助欧洲的科学文化,慢慢地征服中国学者和官员们的心,从而赢得他们的同情和好感,得到他们的支持和保护。利玛窦在临终时嘱咐他的同僚,“我把你们留在了一扇敞开的门前,通过这扇门,就可以得到极大的回报,但是途中充满了危险与艰辛。”[31]他认为,搞不好很可能前功尽弃。

但是“龙华民低估了这些危险。他的指导思想是:不再会有被驱逐出中国的危险了”[32]。他甚至还打算上疏,“请求皇帝颁布一项给予完全宗教自由的圣旨”,只是在“某些友好的官员”劝阻和反对下,才没有坚持[33]。(https://www.daowen.com)

究其原因,龙华民年轻气盛,到中国时间不长,对有着悠久历史因而旧的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认识不足,再加上其旺盛的宗教热情,因此对天主教在华的局势充满了“过于天真的判断和不切实际的赞扬”[34]。所以他对利玛窦谨慎的态度不愿苟同。耶稣会史研究专家巴笃利曾这样评价他,“在他的笔下,利玛窦似乎是一个畏缩不前的人,缺少信心,或者至少过于谨慎”[35]。

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助长了南京等地的天主教事业的急剧发展,超出了当时社会的容忍极限,而直接导致了“南京教案”的发生。1616年万历皇帝颁旨,将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拔,南京的王丰肃、谢务禄等耶稣会士驱逐到澳门。巴笃利写道:“龙华民的狂热带来的是不幸的后果。如果不是与利玛窦交好的那些官员们出手援救的话,他和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几乎都会被驱逐出境。龙华民在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后,变得聪明了。他放弃了他的不良的、富于煽动性的观点,从那以后,切实地遵循利玛窦所开拓的策略。”[36]

2.对利玛窦将拉丁文的Deus(天主教教义中的永恒、全能和唯一的神)翻译成中国古籍中已有的词汇—“上帝”和“天”感到不满。他认为“上帝”和“天”这些中文词汇已经有了特定的含义,与Deus是不能兼容的。其实利玛窦也了解这一点,他只是借用这个老词并赋予新的含义,让中国教徒慢慢地接受。

但是龙华民对此持异议,他曾对此问题的由来作了如下的回顾:“中国上帝这名词,早在25年以前,我首次看见觉得心里不安。因为我听见孔子的四书后(我们抵达后都先学四书),觉得上帝这名有不同的注释,与神圣的自然格格不合。可是,传教区以往的神父听到上帝就是我们的神后,他们放开了心中的不安,创造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与注释四书的学者的论点也许有差异,但学者的注释亦有与经文参差的地方。在我们传教区的神父有了这个说明与思想后,在韶州过了13年,没有机会去反思这一点。利玛窦神父逝世后,我接任他为总理会务,接到查访日本省神父Francesco Pasio的一封信。他说日本的神父认为我们的中文著作有不信教的错误,让他们很费力去反驳中国神父提出的观点。故此,他恳求我好好观察这里的情况,因为他很难想象,写这些中文著作的神父,既是优秀的神学家,又精于中国经典,是怎样可能犯了异教的错误。读了Pasio神父的警告,我确定旧有的怀疑是对的。”[37]这段话中的“传教区以往的神父”就是指利玛窦,Francesco Pasio则是曾经与罗明坚一同到过肇庆,后来转赴日本传教的巴范济。

龙华民则宁愿使用一个完全音译的生造的、一般中国人不知所云的词汇—“陡斯”。他的观点在来华传教士中间产生了争论,一些人支持他,而另一些人则赞成利玛窦的做法。为此,1627年12月底,在华耶稣会士聚集在嘉定中国教徒孙元化的家中,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有关名词术语的翻译以及其他礼仪问题。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和孙元化几位中国教徒也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支持利玛窦的意见。与会者最后一致赞成利玛窦对中国礼仪(即有关祭祖、祭孔)的态度,而关于Deus的中文译法,则采用一个中国古籍上没有的、但又容易理解的新词汇:“天主”。有研究者认为,后来困扰中国传教的“礼仪之争”就是发端于此。好在当时耶稣会士们没有把分歧和争论公开化,且“凡事皆以协和慈爱精神进行,又在服从指挥之下,意见虽分,而未形于外,于传教事业上未感何种障碍也。”[38]

3.对于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的策略,龙华民总体上是赞同的。但同时他也认为,传教士不能将主要精力都用在传播科学文化上,就像他的前辈利玛窦那样。这就导致了徐光启在利氏死后,向熊三拔提出共同翻译《泰西水法》和《简平仪说》时,熊三拔表现出来的“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色也,而顾有怍色”[39]的态度。龙华民的这一态度,同样在经受了“南京教案”的打击后有所转变。1622年,当关外后金军屡破明军时,徐光启和李之藻力主使用西洋大炮御敌,并借口西洋人能办此事,而将龙华民、阳玛诺等传教士介绍给兵部“制造铳炮,以资戎行”[40]时,他并没有表示反对,而是默认了。之后,1623年他还与阳玛诺一起制造了一架地球仪(现收藏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41],1626年他撰写了介绍西洋地震学说的《地震解》一书,1629年参加了由徐光启领衔的旨在修订西法历书的历局,担任了《崇祯历书》中大部分分册的校订工作。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