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日升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徐日升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徐日升的另一项值得纪念的功绩,就是促成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中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明末清初时期,俄罗斯迅速向东扩张,其远征军染指到黑龙江流域。清顺治年间中俄军队曾一度交兵,但中方失利。当时中原尚未统一,清廷无力专顾边事,只好将边民后撤。康熙亲政后,先是集中力量平定“三藩”之乱,继而收复台湾。直到1688年,康熙皇帝才将北部边疆事务提到日程上来,而当时除了俄罗斯之外,还要同时面对西北边陲嘎尔丹部的反叛。为了避免两线同时作战,康熙决定在对俄军给予决定性的打击之后,通过谈判取得和解,而集中力量剿灭嘎尔丹势力。

于是中俄两国商定在尼布楚举行边界谈判,康熙派出了以索额图、佟国纲为首的使团。值得注意的是,使团中竟然还包括两名外国传教士。康熙皇帝说,“朕看所用西洋人,真实而诚悫可信。罗刹(指俄罗斯东部)着徐日升去,会喇第诺文字(即拉丁文)。”[11]于是命徐日升和法国耶稣会士张诚一起,随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使团远赴尼布楚与俄罗斯谈判。康熙叮嘱索额图等,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临行前,康熙亲自接见了徐日升和张诚,各赐蟒袍一件、大缎四匹。随后,又命侍卫赵昌到教堂,送徐、张二人貂皮外衣各二件[12]。由于“官员们脖子上均挂着一种念珠”,“皇帝允许耶稣会士在脖子上挂上他们自己的‘念珠’—十字架,以便别人通过他们身上挂的十字架与圣牌,能够很容易地认出他们的身份。”[13]

在千里冰封、白雪皑皑的尼布楚,中俄双方经过激烈艰苦的讨价还价。谈判过程中,熟悉国际法和外交惯例的徐日升和张诚不仅担任了翻译工作,也积极居中斡旋,并拒绝了俄方的暗中收买,对他们贪婪的要求予以有理有力的反驳,最后于1689年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的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条约在双方都作出一定让步的前提下划定了边界,保障了两个大国之间将近150年的和平。在中俄冲突平息之后,康熙亲率大军远征西北,嘎尔丹在大败之后命丧黄泉。

康熙皇帝对徐日升等人在谈判中的功绩称赞有加。使团返回后,康熙接见了全体成员,还特别单独接见了徐日升和张诚。徐日升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他(指皇上)以使人难以置信的满意的表示来接见我们,并令人高声宣读下面的话:‘朕躬甚好,卿等好否?朕知尔等如何出力为朕效劳,力图使朕满意。朕知由于尔等之才干与努力而使和约得以缔结。尔等为此竭尽全力。’”[14]

最让徐日升感到欣慰的是,康熙为了回报传教士的效力,因此放松了对传播天主教的限制。(https://www.daowen.com)

1691年浙江巡抚张鹏翮下令禁止传习天主教,宣布天主教为邪教,拟毁教堂、破书版,将杭州天主堂的神父殷铎泽驱逐出境。经过周密的商量,在京传教士们决定由徐日升、安多出面,向皇上呈递了一份措辞哀婉的奏折。康熙皇帝找来索额图向他征求意见。曾与徐日升在对俄交涉中并肩工作过的索额图,“一再诉说他们(指传教士们)对国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且目前每天还在为陛下效劳。所以大清只能以允许他们在帝国范围内公开布教相报。”[15]

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三日(1692年3月9日),礼部尚书顾八代等多名大臣共同会商,之后联名奏曰:

“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派往阿罗素(即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的西洋人并无违法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教堂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达之日,通行直隶及各省可也。”[16]二月初五日,皇帝批“依议”二字,表示同意。

这一奏疏和康熙皇帝的批答已成为中国天主教史上划时代的历史文献—“容教令”。这不是康熙皇帝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定。这是从利玛窦以来,多少传教士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是中国政府对几代传教士长期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孜孜不倦地将西方科学文化介绍给中国,并以此为皇室、朝廷和平民百姓热情服务的肯定。而中国最高统治者不早不晚,恰恰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才给予他们这一权利,不能不说这也是对徐日升等人在谈判中所作贡献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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