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日升去世和他的墓碑的变迁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徐日升去世和他的墓碑的变迁

徐日升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京病逝,享年63岁。

徐日升是“利玛窦规矩”的忠实拥护者和实践者,因此后来遭到顽固敌视中国礼仪的教皇特使—铎罗的残酷打击,以致心情压抑,郁闷致病而死。

康熙皇帝为徐日升的去世特颁圣旨曰:“朕念徐日升斋诚,远来效力岁久,渊通律历,制造咸宜,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秉性贞朴无间,始终夙夜殚心,忠悃日著,朕嘉许久矣。忽闻抱病,犹望医治痊可。遽尔阖逝,朕怀深为轸恻。特赐银二百两,大缎十端,以示优恤远臣之意。特谕。”[17]

徐日升的遗体安葬在滕公栅栏墓地。墓碑的正面,镌刻了上述康熙皇帝为追悼他而颁发的圣旨,及如下简历:

“徐先生讳日升,号寅公,泰西波耳多阿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于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入中国传教。卒于康熙四十七年岁次戊子十一月十四日,寿六十四岁,在会四十六年。”

墓碑的背面,则镌刻着上述1692年清廷颁布的“容教令”。在一张绘于19世纪末的栅栏墓地平面图上,徐日升墓碑与南怀仁并列,位于利玛窦墓碑的南面。

1900年,栅栏墓地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到平毁。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出银修复了墓地。大多数传教士的墓碑被龛砌在新建的马尾沟教堂的外墙上,而当时一致公认为最为杰出的几人的墓碑,则被重新树立以来。其中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也包括徐日升。

50年代,北京市委党校建校时,大多数墓葬被迁移到西北旺。在国务院领导的直接指示下,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人的墓碑在原地保留,徐日升等人的墓碑移至原马尾沟教堂后院。后经“文化大革命”,利玛窦等人的墓园再次被毁。1978年底,经邓小平等领导人亲自批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墓园得以修复,1984年其它劫后余存的60通墓碑也重新树立起来,成为北京市的一处文物保护单位。可惜这位曾经功劳卓著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的墓碑下落不明。

编后语 :此文经删节后发表在《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关于徐日升墓碑重建一事的最新进展,见本论文集《利玛窦墓地恢复重建36年》一文。


[1]译自高华士(Noel Golver)英译、南怀仁著《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Dillingen,1687)》鲁汶南怀仁基金会1993年版,第125页。

[2]同上书,第126页。

[3]《正教奉褒》,见《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554页。

[4](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二),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https://www.daowen.com)

[5]即类似“八音盒”原理的发声装置—笔者注。

[6]译自高华士(Noel Golver)英译、南怀仁著《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Dillingen,1687)》鲁汶南怀仁基金会1993年版,第127页。

[7]同上书,第128页。

[8]Rodeigues Francisco 著《在中国的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波尔图1925年版,第16页。转引自Joel Canhao著《徐日升神父—十七世纪在中国皇宫的葡萄牙乐师》,发表在澳门《文化杂志》,1988年,第11期,第35页。

[9]Rodeigues Francisco 著《在中国的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波尔图1925年版,第16页。转引自Joel Canhao著《徐日升神父—十七世纪在中国皇宫的葡萄牙乐师》,发表在澳门《文化杂志》,1988年,第11期,第36页。

[10]赵翼《檐曝杂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6页。

[11]《熙朝定案》,引自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版,第十册,第403页。

[12]《正教奉褒》,见《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540页。

[13](法)杜赫德编、郑德第等译《耶稣会使中国书简集》第一册,第278页。

[14]《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13页。

[15]转引自林金水《试论南怀仁对康熙皇帝天主教政策的影响》,见《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16]《熙朝定案》,引自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十册,第1789—1791页。

[17]高智瑜、林华、余三乐编《历史遗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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