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参与大清朝廷的外交事务是在宫廷服务传教士们的重要职责之一。汤若望、南怀仁及其他传教士们曾在对荷兰、葡萄牙、俄罗斯等国的交往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我要说,传教士参与的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是徐日升和张诚参加的极其艰难的中俄关于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谈判。而且情况不同的是,前者参与的外交活动是在北京,在皇帝身边进行的,传教士们一般只是作翻译,顶多起到顾问的作用,但是后者则是到远离京师的地方去谈判,徐日升和张诚所担负的职责远远超出一般的翻译和顾问。
《尼布楚条约》是我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而且是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在尼布楚的谈判,是我国第一次与外国进行的平等谈判。在此之前,自诩为“中央之国”的中国,其与外国的关系,只有两种,即宗主国和朝贡国的关系,如与朝鲜及东亚各国;或者是交战国的关系,如在一段时间内与日本的关系。当时的中国政府不了解,西方各国在互相争夺各自的利益的同时,也形成了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平等地处理相互关系时,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些称为“国际法”的公认准则。外国人曾评价中国的对外政策,说:在1689年以前,“中国抗拒和外国发生接触,所采取的方式是傲慢自大和令人屈辱的要求。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优越的,或者不如说任何其他的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要求外国谈判代表在皇帝或皇帝的代表面前要磕一定数的头,磕头和他们所期望的礼物或贡物连在一起,就被中国人认为是中国宗主地位的证明。中国人的这种固执不化的态度到19世纪才被打破。”[1]这一对中国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遗憾的是,欧洲人(包括后来移居到北美或其他地区的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的偏见,恰恰在19世纪后大大膨胀起来,直到现在也仍然存在着。
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徐日升也谈到,“中国自开天辟地以来,在帝国里从未接待过贡使以外的外国人。鞑靼人(即在四十六年以前的1644年占领了中国的满洲人)对于世界情况一无所知,但却有着和中国人一样的自大感,把其他民族都看做像他们的四邻民族一样的牧民。他们以为一切都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他们高傲地把中国称为‘天下’,好像除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2]他说的无疑也是事实。
自明代以来,长期威胁中国北部领土安全的是各个蒙古部落,到了明晚时期,满族在东北兴起,经过几十年的激烈较量,满族贵族为首的清王朝于1644年进入北京,定鼎中原,进而统一了中国版图,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以某个少数民族为主、与汉族结合的一统王朝。这样,东北就与中原融为一体了。原来的蒙古诸部落分为了两部分,即以仍与中国为敌的厄鲁特部等西部蒙古,当时为首的就是噶尔丹领导的准噶尔部,以及承认是中国藩属的喀尔喀部等东部蒙古。喀尔喀蒙古与满族统治集团通过联姻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关系,形成“长城从此不为关”的局面。但是西部的情况则十分堪忧。这两部分蒙古人也是形同寇仇,互相攻伐。喀尔喀蒙古以中国为其强大的后盾,而噶尔丹的准噶尔部则背靠俄罗斯,而且从那里获得先进的武器。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则是日益向西扩张的俄罗斯势力。在中国的元朝时期,俄罗斯曾是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蒙古统治衰落之后,莫斯科人开始向乌拉尔西进,进而越过了乌拉尔山脉。随后,俄罗斯人一方面与东方的蒙古部落进行皮毛交易,一方面则一次又一次地与蒙古部落作战。由于武器精良,俄罗斯人以及被他们雇佣的哥萨克军人尽管不是百战百胜,但也是败少胜多,持续不停向东扩张,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征服了西伯利亚地区,相继在远东建立了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等军事重镇。大约在明清之交时,从雅库茨克出发的俄国的远征队侵入到黑龙江流域,与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中国喀尔喀蒙古人和达斡尔人、通古斯人、女真人遭遇了。他们强迫这些当地人效忠俄国沙皇,并缴纳大量的毛皮(主要是珍贵的黑貂皮)作为赋税。在当时的欧洲,莱比锡是最重要的皮毛贸易中心,将从东部得来的源源不断的毛皮拿到西部去卖,此项收入成为俄国国家税收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当地人当然不甘心忍受这种压迫和剥削,他们奋起反抗,有的部落居民秘密地将俄军杀死,有的部落则举家迁移,躲避俄军。1651年(顺治八年),俄罗斯军队第一次与顺治皇帝派来征集贡物的满洲骑兵发生冲突,敌人占了上风。第二年,顺治命驻宁古塔的海色将军向俄国人进攻,又遭到了失败。1655年(顺治十二年),1万中国军队带着炮和火铳,向在黑龙江一带俄军驻守的堡垒进攻,战斗持续了3个星期,仍不能取胜。于是中国人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令当地居民迁居到松花江的上游。这支来自雅库茨克的俄军因为得不到粮食,终于在1658年(顺治十五年)的一次战斗中遭到惨败。
从黑貂皮贸易中获得滚滚财源的俄国人自然不会就此罢休。另一支于从叶尼塞斯克出发的俄军也垂涎于富饶的黑龙江地区,1658年,他们在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河畔建造了尼布楚城。第二年,又在更深入中国的领土上修建了雅克萨城。
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清王朝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必须平定中国内部的反抗,巩固统治,恢复经济;第二,必须维持对长城沿线的军事控制,为此一方面利用与之结盟的蒙古部落,但也要控制这些生性桀骜不驯的蒙古人;第三,蒙古的北部和西部各部落还未臣服,要特别警惕他们的入侵;第四,俄国人在黑龙江的出现。
首先必须解决的,是这些难题中第一个。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即位的康熙还未成年,摄政大臣忙于镇压南方的反清势力。直到康熙皇帝亲政后,以吴三桂、郑成功等为主力的南方抗清势力仍占据了很多省份。南怀仁造的大炮,就曾在平息这些反清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这场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直到1681年(康熙二十年)朝廷大军攻克昆明,“三藩之乱”得以平息,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进而收复了台湾。对于内蒙古,朝廷则实行“盟旗制度”,给各个部落划分了领地,规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不得互相侵犯。这样就将其分而治之。
但是,与此同时,噶尔丹的准噶尔部在西部则以惊人的程度强大起来。喀尔喀蒙古诸部被噶尔丹打得纷纷逃窜,有的逃到北部的外贝加尔地区,有的则向南逃到内蒙,他们的首领经康熙皇帝的批准,到内蒙地区避难。更令人担忧的是,俄国人在东方几乎毫无阻挡地推进。
1682年(康熙二十八年),在统一了南方之后,康熙皇帝把注意力转向了北方。面对俄国人和噶尔丹两方面的威胁,康熙决定只能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起先,他打算与用外交的办法解决与西部蒙古的问题,而集中武力对付俄国人。但是没有成功。因此就不得不转而对俄采用外交调停,用武力来镇压噶尔丹的叛乱。
这就是当时清政府面临的北方安全的大概形势,也是康熙皇帝希望通过与俄国人的谈判所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在京师的外国传教士,也看到了这一点,即“尤其是如果俄国人和蒙古人(尤其是喀尔喀蒙古)联合反清,将引起对清廷的重大威胁,以及汉人利用这一北方威胁起来反抗满族统治者”[3],是一种很令人恐怖的局面。有资料记载,“皇帝同南怀仁教士就对付俄国人的战争行动和围攻进行了很长的讨论,教士使皇帝感到很满意。”[4]
但是康熙皇帝也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实力的谈判不能成功,对俄一战是不可避免的。他吸取顺治年间中国军队由于缺乏给养而败给了俄国人的教训,在战前作了周密而充分的准备。他用了3年的时间,在吉林到瑷珲之间建立了19个兵站;修通了陆路和水路两条运输线;在辽河上游设立了四座粮仓;派了250艘运输船到辽河和松花江,130艘运输船到黑龙江,还在吉林建造了一个造船场;命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黑龙江将军驻跸瑷珲;等等。待一切准备就绪,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以萨布素将军为统帅的水陆大军,逼近到雅克萨城下。在招降书被拒绝后,中国军队开始攻城。俄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接受了投降条件,逃离了雅克萨。中国军队拆毁了雅克萨城,撤回到瑷珲。
但是,中国军队刚刚撤离,一支俄国援军又来了。他们在雅克萨重新设防,守军800多人,军火和给养都十分充足。中方闻讯后,萨布素再次统率军队,将雅克萨紧紧包围,俄国人拼死抵抗,战斗一直延续了3个多月。这时莫斯科才深深感到,中国人不像蒙古人那样容易对付。而且当时,老沙皇刚死不久,14岁即位的新沙皇又接连死去,他的两个弟弟伊凡和彼得(即后来的彼得大帝)以及各自的党羽争权夺利,政局不稳,根本无法出师远征;另一方面,俄国在1676年到1681年之间为了夺取黑海的出海口,与土耳其发生了战争,1687年第二次俄土战争爆发,也无暇东顾。于是,俄罗斯准备和中国通过谈判来解决黑龙江流域的纠纷。莫斯科匆匆派了使者到北京表达了这一愿望,请求停止对雅克萨的围攻,并派出以戈洛文为首的全权专使与中方谈判。
鉴于上述原因,康熙皇帝同意暂时放松对雅克萨的进攻,同时任命以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和内大臣、一等公、国舅佟国纲为首的全权代表团。引人注目的是耶稣会的两名传教士,即徐日升和张诚也奉命随团前往。双方经过磋商,谈判的地点定在尼布楚,这个处于中俄接触线上俄方控制的城镇。
派遣两名西方传教士随团参加谈判,和选择遥远的尼布楚作为谈判地点,体现了康熙皇帝处理外交事务的新思维。美国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的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先生在《耶稣会士和中俄“尼布楚条约”》中谈到,这两项决策表现出康熙皇帝已经意识到,此次谈判事关重大,“要和俄国讲和,以便可以无牵掣地去对付噶尔丹蒙古人。不但如此,他要求有一个尽可能严格约束俄国人的条约”,“然而,既要订立一个对俄国人具有最大约束力的条约,那么就必须按照国际法来订立,也就是说,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来订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情愿暂时牺牲传统的中国态度和优越感”,“接受当时已经深入俄国的国际法的原则和办法”。第一,中国的官员是没有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即以平等、互惠的精神处理相关国家间的纷争,因此,西方传教士的参与是绝对必要的;第二,只有在远离京师的尼布楚,这样做才“不会受到公众的注意”,“不致触犯中国的舆论”[5]。
明代万历年间,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者,因为没有带来中国人感兴趣的贡物和贡物所代表的政治上的臣服,根本没能见到皇帝,就被打发走了。1654年(顺治十一年),另一个俄国使者坚持必须按照西方的惯例,先见皇帝,递交国书,然后才进献礼物;而且在晋见皇帝时,拒绝遵循中国的叩头的礼节,而被朝廷赶出了北京。《清朝文献通考》载:“(顺治)十三年,(俄)遣使奉表来朝贡方物,以来使不谙朝仪,却其贡而遣还之。”[6]1676年(康熙十五年),沙皇使节尼古拉又来到北京,他拒绝叩头,拒绝跪下领取皇帝的礼物。不仅他出使的使命一项也没完成,甚至连一封证明他到达北京的官方信件也没有拿到。还是南怀仁给他出示了这样一个证明,救了他一命。徐日升在谈到尼布楚谈判时,说,如果俄国使者到北京去谈判,就绝不会成功,“因为在中国他们将会迫使他,正如以前到中国来的那些人一样,要么服从中国的习俗,要么就不能缔结和约而回国”[7]。
传教士本应远离政治,但是这次却反常,他们积极地参与了这项艰难的世俗任务。除了希望从为朝廷的服务中换来传教的自由,这一方面的动机之外,还有另外的考虑。
自从康熙皇帝为汤若望平反之后,南怀仁就成了西方传教士在皇帝跟前的首席代表,也是在华传教士公认的领袖。他本人是比利时人,却是受葡萄牙国王的派遣。这一双重的身份,使他凡事都有多一层的考虑。在荷兰企图攻占澳门,侵犯葡萄牙利益时,他曾坚决地站在葡萄牙一方;但同时他又为了改变葡萄牙势力独占中国教区的状况,避免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沾染上过多的葡萄牙国家的色彩,而向好几个欧洲国家提出派遣来华传教士的要求。他的要求在法国获得了积极的回应。法国传教士来华后,就常常与葡萄牙的传教士发生纠纷,但是却尊重南怀仁的领导地位。
此外,南怀仁还有一个开辟一条从欧洲到远东的陆地交通线的打算。这一方面是因为海上交通线极不安全。这里引用一个取自1680年的统计数字,即在那之前派往中国的600名传教士中,只有大约100人到达了目的地。其余的不是由于沉船、疾病、被害,就是被海盗或其他盗贼掳走。而另一方面的考虑则是,避免日益强大的荷兰的海上干扰和为了减少对葡萄牙人的过分依赖。因为从欧洲到远东的航线控制在葡萄牙人手里。而这条陆上交通线无疑只有通过俄罗斯,因为中亚地区的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国家系伊斯兰教国家,且战争连绵不断。为此,1676年(康熙十五年)俄使尼古拉来访时,南怀仁就向他表示了这个愿望。1686年,康熙皇帝派闵明我神父到莫斯科,捎去关于解决满洲边界争端的信件,南怀仁则派他为来华传教士向俄国提出经过西伯利亚而到达中国的旅行的申请。但是这一申请被沙皇拒绝了。所以,南怀仁希望“继续作一切努力使耶稣会士在即将举行的和平谈判中的工作有助于俄国。如果他的计划获得成功,南怀仁希望双方都将感谢耶稣会士的功劳,而俄国最后会对耶稣会士开放西伯利亚这条道路。”[8]但是他已经无法胜任这个工作了,在一次坠马的意外后,年老的他只能在京城疗养。他把希望寄托在徐日升的身上。但事与愿违,徐日升对开辟这一陆上通道恰恰没有兴趣,因为他是葡萄牙人。
徐日升,字寅公,原名Thomas Pereira,1645年生于葡萄牙一贵族家庭,1663年入修道院,3年后来到澳门。南怀仁闻其精通音乐,便在皇上面前举荐。于是徐日升得以在1673年进入京师,第一次晋见皇帝,就博得皇帝的欢心。有一次,皇帝召见徐日升、闵明我和南怀仁3人,南怀仁弹奏一曲中国乐曲,徐日升听后便能重弹,且丝毫不失原调。皇上十分惊讶,命再弹,仍如前,皇上惊曰:“是人诚天才也。”并赐3人贡缎24匹,说:“汝辈袍已敝,可易以新者。”[9]1688年,南怀仁去世后,康熙皇帝命徐日升为新的钦天监监正。徐日升辞谢了此职,而和安多一致举荐闵明我为监正,他与安多作为副手。由于闵明我长期外出,实际上是由徐日升和安多在主持钦天监的工作。康熙皇帝对他一直信任有加。另外徐日升在南堂的重建中也表现了他杰出的才能。
康熙皇帝派遣徐日升和张诚作为中国谈判使团的成员。临行时,皇上将自己的袍褂赐予徐日升,又为张诚特制了一件,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皇帝还嘱咐索额图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特令徐日升随尔前往俄国。”[10]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5月30日清晨,以索额图为首的使团辞京启行,皇上就谈判方针,谕索额图等曰:
“罗刹(即俄罗斯)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马尔诸江,据我属所居尼布潮(即尼布楚)、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及我兵筑城黑龙,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罗刹之原委也。
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翰江及乌喇、宁古塔、席北、科尔沁、索伦、大虎儿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净溪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
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11]
这一天,德胜门外旌旗招展,人马喧腾,文武官员前来送行,平民百姓拥挤围观,皇上派皇长子代替自己在清河设座赐茶,为使团饯行。
以索额图为首的使团经居庸关、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向西北行进,然后向正北,进入喀尔喀蒙古地区。人马穿行在广阔的沙漠中,沿途都是冈阜砂碛,缺乏水草,气候又很炎热,每天都须举火而炊,掘井而饮,长途跋涉,十分困顿,每日都有人马死亡。7月5日,使团在行进中忽然碰到一群一群的喀尔喀蒙古人扶老携幼,牵着骆马,纷纷向南逃徙。原来是噶尔丹率领的叛军,打败了喀尔喀的军队,且攻陷库伦,将库伦夷为一片废墟。整个喀尔喀地区兵荒马乱,人民“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昼夜不绝”[12]喀尔喀蒙古的首领拒绝了俄国的招降,说:“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康熙皇帝),可享万年福。”[13]他的主张得到全部落的赞同,于是他率部向南,请求大清朝廷的庇护。
这一突然变故改变了中国北部的形势,使我方极为被动。7月20日,正当使团因道路阻塞,停留待命的时候,康熙派来的使者到达了驻地,命令使团折返北京,并派使者将推迟谈判的消息通知俄国使臣戈洛文,以后谈判的日期和地点由俄方派使者到北京再行商定。中国使团的第一次行程就这样中断了。而戈洛文则趁机倾全力,协助噶尔丹袭击喀尔喀蒙古部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后来中俄双方经过一系列的磋商,同意在尼布楚重开谈判。中方再次组团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6月13日离京。鉴于形势比一年前有所逆转,康熙授意索额图曰:“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并调黑龙江兵一千五百人往会之。”[14]即如果俄方坚持,在划定边界上可以稍稍作些让步,让出尼布楚,而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与上次相同,徐日升和张诚随团前往。
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中国使团于7月31日到达尼布楚。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使团与戈洛文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折冲樽俎,据理力争,同时也作出了必要的让步,最终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的9月7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关于在这一个多月里中俄使团间讨价还价的细节,有很多专著已经论及,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本文仅就徐日升和张诚两名传教士在其中的作用,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从1689到1999,时光己流逝了310年了。对于这两位传教士在这一次中俄交涉中所起的作用,历来众说纷纭。
首先,我们看看俄国方面。俄国人对参与谈判的两位传教士给予了极坏的评价。他们认为《尼布楚条约》是俄国外交的失败,而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耶稣会士的作用。俄使在第二次会议上,由于中国钦差大臣缺少经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尼布楚和色楞格的大便宜,恰恰是在两名传教士都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蒙语翻译而交涉的。俄国人说,“要是能和比较无知的钦差大臣们直接交涉,比通过这些知识丰富的耶稣会士办交涉,对他们会更为有利。”[15]所以,在1689年的10月,在其谈判特使返回莫斯科之前,彼得大帝就封闭了耶稣会的教堂和居所,把所有的耶稣会士赶出了俄国。
事实上,出生于葡萄牙的徐日升并不希望开辟西伯利亚的陆上通道,更准确地说,他其实是“陆上路线的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16]。在谈判结束后,俄国使臣向他致谢时,他连一句这样的要求都没有提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派徐日升参与中俄谈判,与其说是南怀仁的意见,不如说是康熙皇帝本人的决策。
在实际谈判过程中,有几次双方陷入僵持,甚至险些破裂的时候,传教士们的几次直接参与都起了促使和谈得以继续,进而获得成功的作用。
谈判刚开始时,双方就陷入长时间的互相指责之中,彼此互不让步,恶化了谈判的气氛,使真正要谈的事项无法进行。徐日升在《日记》里说:“我考虑到皇帝曾对这类情况授予我的责任,根据过去的经验,我认为应该插一插嘴。我对钦差大臣们说:‘各位大人,我认为,翻旧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和我们都不愿意承认这些伤害对方的事情……在我看来不如来讨论新的题目,认真地来谈判划分土地和订立我们所要求的和平条约。’”由于他的介入,谈判走上了正轨。而徐日升的这一番话,曾被指责为“替戈洛文解围”,“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混为一谈,从而为俄国开脱了罪责”[17]。
后来,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钦差大臣认为俄国人是骗子,准备放弃谈判,整理行装,班师回朝。徐日升又站出来劝告索额图等,俄国人不是野蛮人而是文明人,按照国际法,应该信任他们。于是又把中国使臣拉到了谈判桌上。为了使中国使臣相信,他甚至提出,“我愿意在整个会议期间让俄国人的一杆枪顶在我的胸前,假如他们有什么坏打算,……无疑地我将第一个死去”[18]。当然“文明人”的行为有时比所谓的“野蛮人”还要野蛮,“文明人”背信弃义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徐日升的话并不都对,甚至有些是很错误的。但是鉴于当时的形势,俄国人确实有通过和谈来解决中俄纷争的意愿。轻言放弃对中方并非有利。事实证明,谈比不谈要好。只有经过艰苦的谈判,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但这曾被说成是“为俄国人辩护”。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反复的较量,8月25日,俄使同意放弃雅克萨。但两天以后他们又推翻前议,出尔反尔,对此张诚和徐日升十分气愤。徐日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一开始我就已表明,雅克萨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必须收回,如果他们(指俄方)不想同意,谈别的问题都是没有用的。”[19]他还对俄国人说,中国皇帝对收回雅克萨这一点是不能让步的,因为中国人已经用武力收回过雅克萨,而且完全有能力再次收回。张诚也说:“如果他们决心不放弃雅克萨城和它附近的地方,再多费力气谈判也是徒然,因为我们的钦差大臣已经奉有明白谕旨,不得到俄方在这一点上让步,决不谈和。”[20]他们当即警告俄使,除非俄方遵守放弃雅克萨及其附近地区的诺言,否则谈判将无法继续,并以退出谈判相威胁。在这一情况下,俄使为了避免导致谈判破裂,只好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划界方案。但是对耶稣会士们的这次据理力争,曾被批评为“向俄国人泄露中国皇帝的机密”。
还有关于徐日升和张诚接受俄国人礼物一事。有的记载说,两个传教士给俄国使臣秘密写信,索要诸如貂皮、美酒之类的赏赐,还要求能够暗中做点买卖。[21]这种说法,我以为不可信。徐日升等都是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加入耶稣会,到中国来传教的,谁能相信他们还会在乎区区几张貂皮,而做可能危害在华传教事业的糊涂事?两位传教士的确接受了俄国使臣的礼物,但是那是双方庆祝谈判成功后互增的礼物。俄国人也向钦差大臣索额图等赠送了礼物,中方也回赠了礼物,同时传教士们在接受俄方礼物后,也有回赠。张诚在他的《日记》中记道:“我们正要向俄国人告辞的时候,他们的首席使节赠给我们一些貂皮,一些和他以前送过的那些相同的粟龙鼠皮,以及一些银鼠皮,都没有什么价值。我赠给他的欧洲古董,价值尽足与他的礼物相当。”[22]可见这不过是礼尚往来的事情。
笔者在1977年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一书中,在小标题《尼布楚谈判中沙俄与中国代表团外籍翻译的勾结活动》之下,看到这样一段史料:(https://www.daowen.com)
俄使派人“告知耶稣会教士:信中已经写有在雅克萨不得有至尊博克达汗(即中国天子)方面的任何防御工事;并请耶稣会教士根据这些指示在他们的交换函件中就这样写上,不必通知使团,因为,谁也不会知道他们在函件中用拉丁文写些什么。”但是,“耶稣会教士说他们决不能照此行事,而且他们在这件事上不愿意辜负中国可汗所寄予的信任。”[23]
与编辑者的初衷相反,这则史料恰恰说明了耶稣会士忠于职守,并未做有损中国利益的事情。
谈判结束后,俄使单独会见了徐日升等人。徐说:在谈判时,他有时对俄国人态度焦躁,请他们原谅,“因为我身处外国人(指中国人)之中,居住在中国多年,而且因为我是该国(指中国)皇帝派来的,所以我不得不表现为他的忠实臣民,如果我不那样做,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俄使也对此表示谅解,说:“这样你就表现得合乎你的身份;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倒是不应该的。你吃中国的饭,穿中国的衣服,因此你也必须成为一个新人,并与此相应地行事。”[24]这并不是他故意为自己表白,因为这一《日记》是以葡萄牙文写的,而且在谈判结束的3个月后,即1690年1月就寄往罗马耶稣会总会。换句话说,中国人根本是看不到这些文字的,因此他也不必用假话向中国人表白自己的立场。事实上,在《日记》中有不少批评中国钦差大臣,甚至皇帝的话。也就是说,《日记》中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
让我们分析一下《尼布楚条约》的客观效果。在与俄罗斯和平解决了东部边界之后,康熙皇帝集中兵力于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亲率大军远征,击败了噶尔丹。噶尔丹在第二年结束了罪恶的一生。1727年(雍正五年)准噶尔部的新统治者噶尔丹策凌与中国政府订立了和约。1750年(乾隆十五年)准噶尔部再反,乾隆派大军直捣伊犁,最终将称为“回疆”的广大地区永久地收入中国版图。外国学者评价说:“尼布楚条约第一次把仍在流徙中的亚洲广大的各民族分为两大帝国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利益在这个条约有效的一百五十年内,得到了保障。只是在耶稣会士和他们的地理知识的影响消失之后,俄国人通过1858年的瑷珲条约,才达到了兼并黑龙江一倍的领土(其面积几乎等于法国加上德国)的目的。”而俄国人之所以后来得到成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对于黑龙江以北地区情况可悲的无知。”[25]
因此中国政府对条约的签订是满意的,对徐日升和张诚的工作是肯定的。谈判结束后,康熙接见了整个使团,还特别单独接见了徐日升和张诚。徐日升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他(指皇上)以使人难以置信的满意的表示来接见我们,并令人高声宣读下面的话:‘朕躬甚好,卿等好否?朕知尔等如何出力为朕效劳,力图使朕满意。朕知由于尔等之才干与努力而使和约得以缔结。尔等为此竭尽全力。’”[26]康熙皇帝在徐日升死后给了他盖棺论定的评价:“朕念徐日升斋诚,远来效力岁久,渊通律历,制造咸宜,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秉性贞朴无间,始终夙夜殚心,忠悃日著,朕嘉许久矣。”[27]这“任使尽职”四字就是对他在尼布楚谈判中的表现的肯定。中国使团首席代表索额图事后曾对张诚说,中俄谈判“非张诚之智谋,则议和不成,必至兵连祸结,而失其和好矣!”[28]
对徐日升和张诚在中俄谈判中的付出,康熙皇帝和中国政府在放宽对天主教限制上做出了回报。1691年(康熙三十年),浙江巡抚厉行禁教,张诚请索额图出面斡旋。他说:“公等应知我辈离欧来华之目的,吾人之惟一心愿,即在使人认识真主而传播其圣教。最后上谕禁止传教,斯足使吾人忧惶者也。公入觐后,恳奏请开此禁,则吾人之感恩,较赏赐吾人任何富贵尊荣为切。”[29]索额图念传教士们在中俄谈判中的功劳,再三肯请皇上开恩,于是皇上批转了礼部的奏疏。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三日,礼部奏疏曰:“查得西洋人仰慕中国,万里航海而来,治理历法;在用兵之际,制造军器火炮;派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功劳甚多。各省居住的西洋人并没有违法乱行之处,又不是惑众生事的邪教异端。喇嘛、佛、道等寺庙,尚允许人们进香出入,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而禁止,似属不宜。应将各处天主教堂照旧存留,允许进香供奉之人,照常出入,不必禁止。此命下达之日,通行直隶及各省。”[30]二月初五日,皇帝批“依议”二字,表示同意。
“依议”二字非同小可,这表示了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自由传播的权利。这是从利玛窦以来,多少传教士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理想。中国最高统治者恰恰在传教士出使尼布楚之后,才给予他们这一权利,这本身就是对徐日升和张诚在中俄尼布楚谈判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肯定。
编后语 :此文发表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1]勒斯保(Nussbaum)《国际法简史》,转引自 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12页。
[2]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13页。
[3]约翰·小韦尔斯著,丁向阳译《关于1662—1687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一些荷兰史料》,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的《清史研究集》第七辑,第364页。
[4]同上书,第374页。
[5]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14页。
[6]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卷300,四裔考,俄罗斯,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7]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82页。
[8]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97页。
[9]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1页。
[10]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59页。
[11]《清圣祖实录》卷135,五月癸酉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
[12]《清圣祖实录》卷136,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
[13]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注》,转引自《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3页。
[14]《清圣祖实录》卷140,四月壬辰条。
[15]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09页。
[16]同上书,第137页。
[17]《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292页。
[18]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79页。
[19]同上书,第187页。
[20]《张诚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4页。
[21]《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337页。
[22]《张诚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8页。
[23](法)G·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附录。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页。
[24]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08页。
[25]《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77页。
[26]同上书,第213页。
[27]林华、余三乐、钟志勇、高智瑜编《历史遗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28]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第39页。
[29]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46页。
[30]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