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嘉乐的简要生平
严嘉乐的家乡摩拉维亚的宗教事务由耶稣会掌管。严嘉乐在中学时期就加入了教会团体,中学毕业后于1694年10月加入耶稣会。后来他到布拉格大学攻读哲学凡3年,在当地中学执教3年之后,又返回该大学进修神学4年,于1706年被任命为教士。之后,严嘉乐先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多年,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但是他并没有为自己的成就而满足,如同当时在欧洲的很多青年耶稣会士一样,他也渴望到海外陌生的国家去传教。尽管有不少人申请了10多次,等待了10多年还不能如愿以偿,但是严嘉乐却在1714年秋天报名后不久,差不多仅仅等候了一个多月,就得到了批准。这不得不归功于他既精通科学又擅长于音乐的杰出才华。
1716年3月13日,严嘉乐与德国人戴进贤[1]、葡萄牙人徐懋德[2]等人一同乘舟来中国。在《中国来信》所收集的严嘉乐寄往欧洲的第一封信,即写给当时任耶稣会总会长的米开朗琪罗·坦布尔尼神父的信中,严嘉乐简述了他的行程:“1716年3月13日傍晚,我们在里斯本登上了有30个舱位的‘圣徒安娜号’。”经过5个月的艰难航程,“8月30日凌晨我们到达了澳门。”[3]
1716年在中国纪年表中为康熙五十五年。康熙皇帝在早年对来自遥远西方的能给中国带来新鲜西学的传教士们抱十分欢迎的态度,他公开邀请一些传教士到中国来,甚至于1692年颁旨,允许天主教像佛教、道教一样在中国自由传播。但是后来发生了“礼仪之争”,1706年教皇特使多铎来华,不顾康熙的反对强行宣布禁止中国礼仪的教皇令。这迫使康熙改变了态度,下令驱逐敌视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出中国,禁止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播。但同时,康熙仍允许像利玛窦一样尊重中国礼仪风俗的传教士(大多数为耶稣会士)在北京居住,利用他们的各种专长为宫廷服务,不干涉他们的宗教生活,并对他们礼遇有加。严嘉乐到达中国时的情况正是如此。
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初十日(1716年9月25日)广东巡抚杨琳奏:
“本年七月十四日,有香山本澳洋舡在大西洋贸易回帆,搭载西洋人严嘉乐、戴进贤二名,并西洋人书信一封。奴才随差员传唤,于七月三十日到省。严嘉乐年三十八岁、称会天文并会弹琴,戴进贤年三十六岁、称会天文,因慕天朝圣化,于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大西洋搭载来粤,愿进京效力。”[4]康熙皇帝于当日朱批曰:知道了。立即通知广东总督给予盛情接待,并特派大员协同传教士马国贤[5]前往迎接。
在澳门,严嘉乐逗留了一个多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为我缝制了中国衣服”,“替我剪了中式头发”,“我们身穿中国服装演习中国礼仪”[6]。
“9月14日夜我们来到了中国最著名的港口广州。”严嘉乐感到,“这里的人去年就盼着我们这两位从中欧来的传教士了。”“第二天清早总督就召见了我们。他和蔼地接待了我们,当我们告辞时,他还赐给了食品。”[7]“9月17日总督在自己的府第设盛宴招待我们,不过席间的音乐很差。首先我得演奏羽管键琴给总督听。”总督还给了严嘉乐等人盘缠银两、绸缎和添置衣服的钱,并告诉他们,9月25日将启程赴京城。
但是,9月20日,从京城来了一位重要官员,要了解新来的传教士们会些什么,这样就将行期延迟了。这期间,另一名在澳门等候了一年之久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喜大教[8]也加入到严嘉乐、戴进贤的行列。“11月9日我们乘六艘船从广州出发……我们的船队经过时,每距十里的哨所,包括村镇城市,都鸣礼炮向我们致敬。”“12月8日我们从南昌动身走陆路去北京,乘的轿子用两匹骡子驮着;另外还有几百匹骡子驮着行李和随行人员。皇帝两次派人前来催我们快走。”1717年的元月二日,严嘉乐一行到达北京,来到京郊的圆明园。“我们在那里一位宫廷大臣家中住了八天,第三皇子多次到我们这儿来询问各种学术问题。”[9]
关于此事,严嘉乐在信中没有详谈,我们可以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找到一些记载。该文献记道:“近几日已令伊等计算讲解,三人仍为戴进贤略胜一筹,精于各种算法,较现有之西洋人内似属超群。”随后又说到严嘉乐,“再,通律吕之颜家楼(即严嘉乐—笔者注),亦精通律吕,为刚抵达,语言不同,且通事皆系不通律吕者,故较从前强否之处,暂不能区分。”三皇子还请示曰:“因尚未准伊等进京城之堂,故或暂留畅春园居住,以候皇父回宫。获准伊等进伊等之堂,会见众人之处,候父皇降旨。”康熙降旨:“准入堂会面。此等人尚有新好法,或有简便计算数表、开方方法,即缮写带给朕。”[10]
2月3日,康熙皇帝接见了严嘉乐一行。对此,费赖之记道:严嘉乐“其人深通算数,熟练音乐,而于数种机械技艺亦颇谙练;不幸性多忧郁,常郁郁寡欢。”“康熙皇帝见其能作数种乐,甚悦,面与之云:‘待一兼通历算、音律之人久矣,今得汝,朕心甚欢。’”“嘉乐尤善弹六弦琴,帝与侍臣皆乐闻其音。尤于时计、风琴之制造与修理亦优为之,特耗长远光阴于此。”[11]
关于康熙皇帝的接见,严嘉乐在他的信件中是这样记载的:“我们行过三跪九叩的大礼之后,皇帝命我们走近他……跪在他宝座的小桌边。”康熙先与他们谈起关于算术和几何的各种问题,又垂询了音乐方面的事,严嘉乐还演奏了他从欧洲带来的羽管键琴。“最后,皇帝表现出十分喜悦和恩宠,宣称:我的到来时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早就希望来一个好乐师,同时又是一个好数学家。由于我兼有这二者,皇帝对此高度评价和赞扬……”[12](https://www.daowen.com)
随后皇帝宴请了他们。在这之后,康熙接二连三地接见他们,听他们讲数学问题。
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登基。新皇帝基本上延续了康熙晚年的政策,一方面限制和禁止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一方面欢迎有各方面技艺的传教士在宫廷服务。他多次将在京传教士召进宫中,发表他对礼仪之争和天主教的看法,也常给传教士们一些赏赐。特别是在1725年10月,来自罗马的使者到北京呈递教宗的礼物和信件,雍正皇帝命全体在京传教士也参加这一隆重的典礼。席间他还与传教士们随意交谈,严嘉乐记道:“皇上转身对我们说:‘你们是来向我问安的吗?’我们当即叩头称是。皇上接着说:‘在服丧期间朕忙于无数紧迫事务,所以没有召见你们,也没有召见喇嘛和僧尼。今后每五天或七天你们可有几个人来见朕。朕若有空就叫你们,没空就不叫,那也没关系。’”[13]皇帝还向几位年长的传教士苏霖、白晋、德理格等人询问健康与否。
严嘉乐还记道:1726年10月19日和21日“十三王爷[14]召德理格[15]先生和我进王府,在深夜令我们进他的房间,表现了对我们特殊的恩宠。他谈起音乐,给我们提了许多问题,像是认真想向我们请教。但由于他国务十分繁忙,再加上这一地区防止水灾问题,他这一场亲切的学习、谈心不得不早早结束了。”[16]
严嘉乐住在位于宣武门内的南堂(当时又称葡萄牙耶稣会住院)。由于上述的礼仪纷争,一些传教士被限期离京。根据严嘉乐信中的记载,当时被允许留在京城的有:葡萄牙人苏霖(望远镜专家)、奥地利人费隐(测地学家)、德国人戴进贤(任钦天监监正的天文学家)、瑞士人林济各(钟表师)、意大利人罗怀中(外科医生)、郎世宁(画家)、利博明(雕刻专家)、法国人白晋和巴多明(翻译家)、雷孝思和冯秉正(测地学家)、宋君荣(数学家)和安泰(外科医生),等等。当然还有严嘉乐,“搞音乐的”。
不幸的是,严嘉乐因不适应北京的水土气候而常年患病。他曾经不得不于1720—1723年间到广州、九江、南昌等处养病。在南昌,严嘉乐常与在九江传教的马若瑟和到那里去的宋君荣等两位法国传教士来往。
1734年他曾在一封信中流露出“这儿的气候我一直难以适应”,“我多病的身体也已使我痛苦了17年之久”。虽然他极愿意写出更多的文章,“可是我的躯体已经整整7个月无力地卧病在床”。“如果万能的圣明上帝另做安排,那么一切文稿将随我进入阴曹地府……”[17]果然,这封信就是《中国来信》中严嘉乐的最后一封信,第二年,即1735年8月,严嘉乐于北京病逝,享年57岁,在华19年。遗体安葬在滕公栅栏墓地。
墓碑上镌刻着以下碑文:
“耶稣会士严嘉乐之墓
严先生讳嘉乐,号宪侯,系大西洋波夜米亚人,自幼真修,于康熙五十五年钦召进京,内廷供奉,卒于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七日,享年五十七岁,在会四十一年。”[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