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西方科学和造纸、印刷术的图书馆和出版新书的印书局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4.展示西方科学和造纸、印刷术的图书馆和出版新书的印书局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从利玛窦开始,所有的来华传教士都非常重视书籍的作用。利玛窦在寄往欧洲的书信中多次提出要求,希望能得到有关天文学、数学等学科最新成就的书籍。邓玉函在即将踏上中国土地时,曾向他的旧时同僚伽利略讨要科学新著。当金尼阁、卫匡国从中国返回欧洲招募年轻传教士来华时,募集图书也是其重要的任务之一。1614年金尼阁返回欧洲晋谒教皇保罗五世,获得大量赠书,在周游欧洲各国时,又得各国王室捐赠,1618年携7千册书东来,一时间传为盛事。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杨庭筠极为兴奋,面对汗牛充栋的西方书籍,他立下如此宏愿:西洋书籍“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且在可译”。“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共成之”。“人寿苦短,何哉?吾终不谓如许奇秘,浮九万里溟渤而来而无百灵为之呵护,使终湮灭”[50]。这批书籍很大一部分辗转抵京,藏于南堂图书馆。

1613年,在南京太仆寺少卿任上的李之藻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李之藻在陈述了翻译西洋天文书籍以改进中国历法的必要性之余,还进一步说,除了天文历志书籍之外,西学还有“水法之书”、“算法之书”、“测望之书”、“仪象之书”、“日轨之书”、“万国图志之书”、“医理之书”、“乐器之书”、“格物穷理之书”等等,等等。“以上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51]

1626年(天启六年)王征入京为官,专门拜访邓玉函、汤若望等传教士,请教西洋奇器。邓玉函等笑着拿出有关这方面的西洋书籍,说:“专属奇器之图之说者,不下千百余种”。王征看到“诸奇妙器无不备具”,“种种妙用,令人心花开爽”[52],便迫切地提出愿与他们合作将书译成中文。这就导致了王征与邓玉函合作翻译《远西奇器图说》一书。

毕拱臣是另一名从南堂的藏书中获得灵感的中国文人。1634年,他在京师与汤若望相识,一日,毕氏谈及“贵邦人士范围两仪天下之能事毕矣!独人身一事尚未睹其论著,不无觖望焉?”汤若望拿出一幅《西洋人身图》给毕拱辰看,并说:“西庠留意此道,论述最伙,但振笔日译教中诸书,弗遑及此,请以异日。”毕拱辰细观此图,“其形模精详,剞劂工绝,实中土得未曾有”。过了几天,毕拱辰又造访南堂汤若望,汤公将已亡之邓玉函早在杭州李之藻家避难时,与一不知名的中国文人合作翻译的《人身说》二卷相示。毕拱辰读后,极为折服,称:该书“缕析条分,无微不彻;其间如皮肤、骨节诸类,昭然人目者,已堪解颐”,“使千年云雾顿尔披豁”。他惊叹道:“余幸获兹编,无异赤手贫儿,蓦入宝山,乍睹零玑碎璧,以不胜目眩心悸,骨腾肉飞,遑待连城驮采,照乘夜光哉!”[53]毕拱辰因此发奋,将旧译本重新润色修饰,与《人身图说》合装为二卷刻印,乃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生理学及解剖学著作。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书籍同时又是造纸、印刷技术的体现。尽管西方的造纸和印刷术最早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到了16—17世纪之后,西方的造纸术和印刷术都已经相当发达,而且与中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西洋纸张的质地比中国纸张厚实、耐用,可以双面印字而不至于渗透到背面。因此,当中国人在南堂里看到了印刷精美的西洋书籍的时候,无不感到惊讶和新奇。(https://www.daowen.com)

利玛窦在世时,费奇观来京时曾携带了一部精美、豪华的八卷集多种语言对照的《圣经》。这是红衣主教塞维里尼(Cardinal Severini)送给中国传教团的礼物。在圣母升天节,利神父在自己的居所展示了这部《圣经》。他描写道:“很多人到教堂来参观这些书籍,对印刷和装帧大感惊异,他们会说:‘毫无疑问,人们用这样的工艺如此精致地刊印这些书,其中所包含的教义一定是很了不起的。’”[54]

清初访问过南堂的谈迁,对西方纸张做了如下的记述:“其书迭架,蚕纸精莹。劈鹅翎注墨横书,自左向右,汉人不能辨”。“制蚕纸洁白,表里夹刷”[55]。清代的皇帝也十分喜爱这种西洋纸,有时候传教士们就以这种特别的纸张作为贡物进献给皇帝。

有记载说,汤若望时南堂已建有一座“颇具规模、收集了大量宗教书籍、图画和包括了数学、天文学的多卷本丛书的图书馆”[56],藏书约3000多册[57]。不幸的是1775年的一场大火,使南堂的图书馆遭受灭顶之灾。在这以后北堂图书馆成为收藏西方书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了。据统计,1860年南堂图书馆藏书为5400册[58]。

南堂不仅是收藏西方书籍的图书馆,也是出版介绍西方科学、文化与宗教等方面中文书籍的印书局。利玛窦定居北京南堂之后,对以往出版过的几部中文著述《天主实义》《交友论》等都进行了再版,又出版了新作《二十五言》《几何原本》《畸人十篇》《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等等,几乎他的所有中文著作都是在北京的南堂刻印出版的。不仅如此,就连明王朝下令编纂的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也是在南堂刻板的。1644年李自成义军攻入北京,不久又仓皇撤离,并纵火焚毁皇宫和民房。火势也殃及宣武门附近的南堂。当时在南堂留守的汤若望率领前来避难的教徒,奋力保护教堂,才使存有《崇祯历书》大量木版的两间房子免遭毁灭。以致在清军进入北京之后,得以将新法历书献给朝廷,继而颁行天下。

其它传教士的很多著作也是由南堂刻印出版的,只是当时并没有打出自己的招牌。后来的北堂—西什库教堂就在自己刻印出版的书籍中印上了特别的标志—北京西什库排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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