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堂在北京几座天主教堂中的地位和作用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南堂在北京几座天主教堂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存在,由于明清的皇室和朝廷对部分欧洲科学文化的需求,也由于北京作为中华帝国首都的独特的城市功能,北京在17—18世纪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北京的四所居住着传教士的天主教教堂(即东、南、西、北四堂)都扮演了传播西方文明的基地的角色,发挥了多方面的文化传播功能,这其中南堂无疑为各堂之首,扮演了“第一把小提琴”的角色。这是因为:

1.南堂是北京四座天主教堂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它又长时间地被作为北京教区的主教堂,是以葡萄牙为背景的、最早来到北京的耶稣会士长期居住和经营的教堂。虽然后来陆续建造了东堂、北堂和西堂,但是在耶稣会被解散之前的170多年里,特别是在1775年南堂遭受毁灭性的火灾之前,它一直以科学仪器最为齐全,藏书最为丰富,绘画最为精美,而成为北京四座教堂之冠。

2.虽然后来法国耶稣会士以及他们所建造的北堂也很出色,但是由于法国人的理念与葡萄牙人(包括以葡萄牙人为背景的意大利人、德国人等)有所不同,如方豪先生所言:“葡国教士侧重以西洋科学介绍于中国,法国教士则各以中国文化介绍于欧洲,如中国文学、历史、地理、民俗、艺术及物产、工艺学。”[68]所以在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明方面,南堂与北堂相比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

3.因为南堂所处的不同的地理位置与东堂和北堂不同。它正好位于宣武门内的交通要道旁。在清代,内城不允许汉族的官员和文人居住,他们几乎都住在宣武门外的外城地区,每当下朝回家总不免要路过南堂。因此那些对西学感兴趣的文人顺道入内参观的机会就比较多。而北堂则与紫禁城毗连,除非专责办理公务,官员文人很少有机会路过和参观那里。东堂处于皇城以东,情况与北堂有些相似。这也是为什么官员文人们留下关于南堂文字记载比较多的原因,是为什么在同样几座欧式教堂中,恰恰由南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领导者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1]赵翼《瓯北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28页。

[2]《人民日报》1998年5月20日。

[3]《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14页。

[4]同上书,第515页。

[5]《利玛窦书信集》第391页。

[6]Joao Basto《十七世纪葡国为建造北京两座最早的耶稣会教堂所作的贡献》,发表在澳门《文化杂志》1987年第2期,第31页。

[7]《利玛窦评传》第618页。

[8]《帝京景物略》第153页。

[9]《正教奉褒》,载于《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485页。

[10]魏特《汤若望传》(上)第250页。

[11]同上。

[12]肖敬山《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见《中国天主教世纪汇编》,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13]刘肇国《赠天主新堂记》,见《碑记赠言合刻》,存于罗马耶稣会档案日本中国卷III 24.5。笔者得到美国乔治敦大学魏若望教授的帮助,方才见到此珍贵资料。特此致以深深谢意。

[14]《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83页。

[15]王世仁等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北京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16]肖静山《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见《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17]樊国梁《燕京开教略》1905年救世堂刻本(中篇)。

[18]《正教奉褒》,见《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567页。

[19]《天主教传行中国史》,见《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216页。

[20]见《燕京开教略》(中篇)。

[21]《帝京景物略》第153页。

[22]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页。

[23]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中华书局版,第66—67页。

[24]张景运《秋坪新语》,转引自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20页。

[25]《清诗纪事》乾隆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714页。

[26](朝)朴趾源著《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页。

[27]同上书,第326页。

[28]同上书,第326页。

[29]同上书,第326页。

[30]张庚《画征录》卷中,转引自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院1987年版,第911页。

[31]高华士(Noel Golver)英译、南怀仁著《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Dillingen,1687)》鲁汶南怀仁基金会1993年版,第116—117页。

[32]同上书,第115页。(https://www.daowen.com)

[33]转引自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890页。

[34]《北游录》,第278页。

[35]尤侗《西堂集》,转引自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院1987年版,第894页。

[36]高华士(Noel Golver)英译、南怀仁著《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Dillingen,1687)》鲁汶南怀仁基金会1993年版,第127—128页。

[37]赵翼《檐曝杂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第36页。

[38]赵翼《瓯北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28页。

[39]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页。

[40]赵翼《檐曝杂记》卷二。第36页。

[41]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乾隆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第6465页。

[42](朝)洪大容《湛轩燕记》,转引自黄时鉴著《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

[43]同上书,第425页。

[44]郑以伟《泰西水法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11页。

[45]徐光启《泰西水法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09页。

[46]高华士(Noel Golver)英译、南怀仁著《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Dillingen,1687)》鲁汶南怀仁基金会1993年版,第64页。

[47]同上书,第120页。

[48]高华士(Noel Golver)英译、南怀仁著《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Dillingen,1687)》鲁汶南怀仁基金会1993年版,第123页。

[49]高华士(Noel Golver)英译、南怀仁著《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Dillingen,1687)》鲁汶南怀仁基金会1993年版,第123页。

[50]杨廷筠《刻西学凡序》。载于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292页。

[51]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载于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253—256页。

[52]王征《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98页。

[53]毕拱辰《泰西人身说概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04页。

[54]《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81—482页。

[55]《北游录》,第278页。

[56](美)魏若望《汤若望与明清变迁》,《国际汉学》第七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4页。

[57]杨怡《汤若望在中国的著述》,见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华裔学社1992年版,第1078页。

[58]同上。

[59]IHS 应为耶稣会的标志。

[60]魏特《汤若望传》(上)第251—252页。

[61]转引自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院1987年版,第933页。

[62]转引自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院1987年版,第933页。

[63]《赠言》,见《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982页。

[64]《赠言》,见《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983—984页。

[65]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7页。

[66](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下)第915页。

[67]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803页。

[68]方豪著《北京北堂图书馆小史》,转引自李希泌、张淑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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