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北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之探因—从400年前利玛窦进入北京谈起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17、18世纪北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之探因—从400年前利玛窦进入北京谈起

中国人“华夷大防”的观念本不自明代始,但到了明代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到16世纪末,即朱明建国200多年间,没有一个外国人获得在京居住权,更没有哪一个外国人能入朝为官,像唐朝的晁衡、元代的马可·波罗。这固然由于明朝始建于一次反对蒙古族统治的民族战争,加之出身于贫苦农家的朱元璋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代表,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失去了“无分夷夏”、广纳百川的博大胸襟,而将国门日甚一日地禁闭了起来,特别是发生了自东南沿海直到邻国朝鲜与海上敌国日本旷日持久的战事以后。中国长达数百年的“闭关自守”就是肇始于明代。

然而,就在刚交17世纪的时候,1601年1月,一个身穿中国衣裳的外国神父和他的几名随从,悄悄地走进了朝阳门。从那以后,渐渐地,这个封闭帝国的封闭的都城居然成为中国版图上(除澳门以外)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数以百计的西方人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安葬在这里;大量的西方图书运到这里,藏在这里,其中一部分在这里翻译出版;涉及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物理、机械、生物、医药、心理、音乐、美术、建筑等等方面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当然还有宗教文化),在这里传播,或通过这里向其他地区扩散;一幕又一幕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生动活剧,在这里演出,虽经几起几落,却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如果确定一个终点,就笔者所见,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在1773年罗马教皇解散耶稣会后(1775年此消息传入北京),就明显减弱,而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特别是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两个英国使团的访华失败,则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1](https://www.daowen.com)

这一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又给以巨大的影响于世界的独特的社会现象,是在怎样的国际、国内条件里发生?由哪些因素促成?又在怎样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结束?笔者拟在此文抛出引玉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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