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统治者拒西洋人于门外
早在16世纪初,早期向东方扩张的葡萄牙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在占领了麻剌甲(即今之新加坡一带)之后不久,其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就给他一位到东方的臣民下达了指令:“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是多少?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以及“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2]等等。
1513年(明正德八年),若热·阿尔瓦雷尔(Jorge Alvares)成为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葡萄牙商人。但是,依照中国的法律,他只能作短期停留,贸易后即行离去。1515年(正德十年)葡萄牙国王决定向中国派遣一名正式的使臣,而一个在其刚刚出版的《东方记》里对中国称赞备至、名叫托梅·皮雷斯的荣膺此任。他携有葡王的正式国书,由4艘船只组成的船队护送,于1517年(正德十二年)8月15日抵达广东。
但在这以前100年就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的中华帝国,对葡萄牙这个欧洲国家却一无所知。客人用以表示敬意的礼炮使主人感到震惊,以为对方是在寻衅滋事。
明朝以朝贡贸易和海禁为其对外政策基石。与之交往的外国不是藩属,便是敌国。当朝廷得知这个从来没有朝贡称臣的佛郎机国(即葡萄牙)使臣求见时,便轻易地拒绝了。《明实录》记载道:“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予之。”[3]
葡萄牙使者吃了闭门羹后,并没有放弃,而是留在广州等待机会。一年之后,由于葡国使团的一个通事(翻译)—火者亚三通过行贿佞臣江彬而见到了明武宗,并获得武宗好感。鉴于明廷对不曾来往过的葡萄牙国的偏见,火者亚三便自称为麻剌甲的使臣。于是明廷改变初衷,允许该使臣进京。(https://www.daowen.com)
葡使一行于1520年(正德十五年)1月再度北上,经过4个月的行程到达南京。当时明武宗恰好就在南京,但无意接见葡使。使团只好继续北上,在北京等候武宗回銮。又过了一年,1521年(正德十六年)1月,武宗总算回京,却大病不起,很快便一命呜呼了。这时正好被葡萄牙占据了国土的麻剌甲国王的使者来到北京,请求帮助以恢复国家,同时戳穿了火者亚三的谎言。于是在武宗死后不久,明廷即下令:包括葡萄牙使团在内的“进贡夷人俱给赏令回国”。火者亚三因冒充麻剌甲使臣被处死。葡萄牙使臣皮雷斯在广州被押进监狱,不久就病故在狱中。当时在广州的城门上榜示着皇帝的敕令:“永不许胡须大眼夷人入境。”[4]
这就是葡萄牙来华的第一位外交使臣,同时也是欧洲来华的第一位使臣的命运。
第二个遣使来华的西方国家是荷兰。荷兰的商船第一次出现在澳门附近的海面是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但他们的通商要求被拒绝了。3年后,当他们第二次遭拒绝时,荷兰海军的15艘战舰,向澳门开了炮。结果是连同司令雷伊松上将在内的1/3荷兰军葬身鱼腹。残兵败将撤到了台湾,后来又被郑成功赶下了大海。荷兰人后来同意以“非常屈辱地每年进贡,以取得他们所十分希望得到的贸易的许可。但是即令作出了这样的屈服,他们仍未得到这个许可”[5]。
距离中国最近的欧洲国家俄罗斯,在明代万历年间(1616—1618年)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个使者,因为没有带来令中国人感兴趣的贡物和以贡物所代表的政治上的臣服,根本没能见到皇帝,就被打发走了。1654年(顺治十一年),另一个俄国使者巴伊科夫来到北京,他坚持必须按照西方的惯例,先见皇帝,递交国书,然后才进献礼物;而且在晋见皇帝时,拒绝遵循中国的叩头礼节,他的态度“激怒了中国朝廷。于是将礼物退还,并下令着把伊科夫离开北京”[6]。
这就是明王朝对打算与中国建立联系的西方国家的态度。要打开这扇禁闭的大门真是比登天还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