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为传教进入北京,效力宫廷
使中国紧闭的国门稍稍有所松动的,是来自西方的耶稣会士;使北京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也是这些以利玛窦为代表采取“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式的耶稣会士。
16世纪四、五十年代,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的密友沙勿略来到东方,他虽然至死也没有踏上中国大陆,却在日本试行了后来被称作“适应政策”的若干做法,如:学习当地语言;“突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赠送礼品”;“派往东方的传教士必须是‘读书修士’”,“不仅应当有一般的学问,而且应当懂科学”;“传教士应对当地的文化要有所适应”[7],等等。这些做法都得到罗耀拉的肯定。但是沙勿略没有来得及在中国实现自己的设想,于1552年12月死在名叫“上川”的小岛上。
如上所述,葡萄牙正式的外交使团被中国拒之国门之外,但是葡萄牙人却设法得到了一块可以落脚的飞地—澳门。接着手擎十字架的传教士也接踵而来。抱着“欧洲至上主义”的传教士们在沙勿略死后的31年间,多次试图进入中国定居传教,但都碰壁而归[8]。
据G·H·邓恩撰写的《巨人的一代》记载,当时有人甚至说:“没有军队的介入,(天主教)想要进入中国,就等于试图到达月球。”[9]大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作者接着指出:“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即使是月球也是可以到达的,那只是一个方法的问题。”[10]开始探索这一新方法的是新任的耶稣会印度视察员范礼安。
1574年范礼安从果阿到日本去,第一次路过澳门,并在那里住了9个月。这期间他仔细观察了那里的葡萄牙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他看到在澳门只有极少的中国人成为天主教徒,究其原因,他发现,在澳门“那些改变信仰的中国人必须改用一个完完全全的葡萄牙名字(不仅仅是受洗的名字),甚至必须穿着葡萄牙人的衣裳”。范礼安认为“这种倾向是被中国的文化所拒绝的”。他通过观察和交谈还了解到,“中国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平时不携带武器;他们的上层贵族居住在有城墙围绕的城镇中,穿着长长的衣袍,吃着丰富的饭食,对僧侣(即佛教的和尚)不怎么尊重;重视文学的研究,非常看重学习。”他觉察到“这些中国人与外界没有什么朋友关系,也不与外国人交际。”对负责东方传教事务的范礼安来说,“在明王朝的统治下那禁闭的大门如何向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打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葡萄牙人对在澳门的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所实行的一套办法则应该被抛弃”。范礼安确信,“至少要有一位耶稣会士应该学会用中国语言交谈、阅读和写作,然后才能较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社会和中国文明”[11]。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罗明坚首先被派到澳门。他观察到,“在澳门的葡萄牙传教士们几乎没有接触和影响中国人,而从内地到澳门的中国人也都没有学者的经历。极少的中国教徒其实就是葡萄牙商人的译员,他们缺少有关中国文学方面的知识。”[12]
1581年年末,罗明坚陪伴着葡萄牙商人到广州作生意,不久又应邀到肇庆居住。他改变了以往葡萄牙人的态度,而使自己的行为举止遵从中国人的风俗和礼节。结果,广州的海道注意到这点,也改变了以往对外国商人的态度。这位海道还得知,罗明坚正在学习中文,以及作为一名神父和学者,葡萄牙人很尊重他。于是这位官员在会见罗明坚时,也抱有几分敬意,免除了通常的叩头的礼节。罗明坚在《广州详情—致利玛窦》中对上述事件做了记录。在信中罗明坚对学习语言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树立起“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的思想”。他还在另一封信中表明,他们在中国寻求定居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学习中文(包括用官话来交谈和用官方语言来写作)的需要,因为他们必须继续与中国的官员们谈判。他们认识到,不可能从澳门得到这方面的语言训练;也认识到,没有这种训练他们便没有希望与中国人接触,以推进传播天主教的事业。”[13]这是推动即将成为罗明坚同伴的利玛窦迈出学习中文的第一步的重要因素。到中国内地建立定居点,学习中文,并“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是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开端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这一策略指导下,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住了下来。
通过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逐步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两位神父以及他们的上司范礼安一致认为,要想在中国成功地传播福音,非要争取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批准不可。利玛窦在1588年9月的一封书信中强调说:“如派遣神父们出使中国,非得有皇帝的正式许可,或他属官员的同意不可。”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晋见皇帝?如何进入朝廷?”[14]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仅仅因为要占有他们的住所,就险些将他们驱逐出中国,使他们多年惨淡经营的传教事业几乎毁于一旦的教训,更坚定了他们的这一信念。于是,两位神父从两个途径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范礼安“对4位日本大使赴罗马的访问成功记忆犹新”[15],于1588年第3次到澳门时决定派遣罗明坚回罗马,建议教皇向中国,向帝国的首都北京派驻正式的外交机构;而利玛窦则继续留在中国,通过介绍西方文明,与文人、官员结交朋友等等方法,一步步接近北京,以求最终进入北京;一步步接近皇帝,以求最终面见皇帝,并求得皇帝允许传播福音的恩准。在失去了肇庆的定居点后,利玛窦选择了韶州作为新的定居点,就是因为“它是去南京和北京的必经之地”。[16](https://www.daowen.com)
1595年,利玛窦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与兵部尚书石星同行,离开韶州北上,到达陪都南京。他虽然没能在南京长住,却获得了在南昌的定居权,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两年后,1597年,利玛窦被任命为新建立的中国教区的第一任会长,在接到任命书的同时,还接到范礼安对他的指示,即尽一切努力到北京去开辟一个定居点,以便影响皇帝,使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得到保障。1598年利玛窦的第一次进入北京,同样没有成功,返回后却得以在南京定居一年多。利玛窦就是这样进两步退一步,再进两步再退一步地顽强地向着他的既定目标—北京前进。最后他终于成功了;而罗明坚的努力则归于失败。
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人,是利玛窦传教策略之一。这第一是为了改变中国人传统的认为“外国人是食人生番”观念,而证明西方也是“文明社会”;第二,使传教士们不仅改穿了文人的服装,也显示出学者的素养,因而得以进入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的文人学者的社交领域,进而结交官员朋友,争取他们的帮助,达到自己的目的。
1601年他终于进入了帝国的首都,并且将明王朝延续了200年的“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的法律打开一个缺口[17],获得在北京的长期居住权,甚至还破例享受到类似于正式官员的朝廷颁发的俸禄。他虽然没有真正地见到皇帝,但间接地与皇帝建立了联系;他虽然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传教的正式文书,但是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许。他生前获得在北京市内建造教堂的许可,死后又得到了靠近城市的墓地[18]。这都显示了皇帝对天主教的容忍。他已经在客观允许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目的。
从1601年进入北京,到1610年去世,这10年是利玛窦事业的黄金时期。这期间,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这期间他陆续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乾坤体义》《西字奇迹》等以中文撰写的书籍;这期间,他多次修订和翻印了《世界地图》,直到把它挂在皇宫里;这期间,他将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南堂,办成展示欧洲科技文化的博物馆[19];这期间他通过对北京经纬度的实地测量,断定北京就是“汗八里”,而契丹就是中国北方的一部分,从而解决了困扰西方学术界多年的“北京与汗八里”、“中国与契丹”关系的疑团;这期间他发出了大量的书信(目前保存下来收入《利玛窦书信集》的有19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当他意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便着手撰写回忆录,这部手稿后经金尼阁补充整理,以《天主教传入中国史》[20]的标题在欧洲出版问世。该书系统全面地记述了利玛窦在华28年的经历和他对中国的认识,成为沟通东西方世界的经典之作。不仅如此,作为他的随从与他一起进入北京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教会了宫廷乐师弹奏西洋铁琴。同时庞迪我也向欧洲寄发了大量书信,其中有写于1602年的长达几百页的一封,以《一些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纪实及他们在这一国度看到的特殊情况及该国固有的引人注目的事物》的题目于1605年出版,将被西方人认为是“神秘之国”和“神秘之都”的真实面貌介绍到欧洲。
利玛窦首先用以攻破禁闭国门和森严法律的“武器”,不是无敌舰队,而是“征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几何原本》和《万国地图》,是打动了不务正业的万历皇帝的好奇心的自鸣钟。接着,徐光启、邓玉函、汤若望等用以对抗“南京教案”的反教浪潮,继续捍卫天主教在京师存在的不是枪炮,而是帮助朝廷准确预报天象的科学知识,和抵御外敌的造炮技术。这两项“拿手好戏”,进而使耶稣会士们不仅顺利地度过了改朝换代的动荡,而且创造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局面。汤若望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洋人钦天监主管人,而且获赐通政大夫、太常寺卿、光禄大夫等职,成了顺治皇帝无话不谈的“玛法”,得到“通玄法师”的封号。虽然在顺治皇帝死后,汤若望遭遇冤案,其他各地的传教士被强行解至广州。但在康熙亲政后,天主教则开创了在华的“黄金时代”。南怀仁作了皇帝尊敬的老师;钦天监几乎成了传教士们的固有领地;纪理安在紫禁宫里开办了玻璃车间;戴进贤服务于位于圆明园的被称作“蒙养斋”的数学院。康熙皇帝甚至还正式邀请更多的身怀绝技的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到北京来。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果然派遣了“国王数学家”白晋、张诚等人来华。在康熙的亲自过问下,经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两项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结晶的大型工程得以完成,这就是编纂汇集了中外天文数学知识的100卷的《律历精蕴》,以及第一部以西方先进方法测绘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自然,书籍的编纂和地图的汇总,都是在北京完成的。
就这样,利玛窦和遵循利玛窦“适应政策”和科学传教方针的耶稣会士们,成功地将西方文明,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带进了北京。在差不多整个康熙时代造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