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朝廷因对西学的需求而留传教士于北京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明末清初朝廷因对西学的需求而留传教士于北京

造成北京这一时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主要的内部原因,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和皇室对部分西方技术的需要,和对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才需求。如果说万历皇帝对自鸣钟的偏爱,更多地属于个人爱好的话,那么从天启年间引进“红夷大炮”和崇祯年间的修历、造炮,到顺治、康熙年间的继续修历、继续造炮、测绘地图等等,则更多地是出于富国强兵的客观需要,不管是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企图挽救自己,还是一个新建的王朝企图巩固自己。

观天和修历是明清两代王朝利用西方科学知识和传教士的最重要的领域。在这其中,位于宣武门堂东侧的原晚明时代的“历局”,和东便门一隅的清代的“钦天监”一度耶稣会士最能施展卓越才华的地方。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靠天吃饭,因而崇拜上天。中国的皇帝也自称为天之子,所以历朝历代都特别重视天文历法。中国曾有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天文记载,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天文学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为了远航导向的需要,欧洲的天文历算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把中国甩到了后面。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寄居南昌的利玛窦曾准确地预报了9月22日的日食,而官方则预报有误。他在进入北京的当年,即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又预报了6月5日和12月9日的两次月食;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5月1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实际的发生的天象又与利公测算的吻合。而朝廷中专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这几次预测的时间都与实际有较大的误差。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意味天朝代天而言的权威性受到了动摇。

随后发生的多次日、月食的误报,招致了举朝的非议,改历之说由此而起,虽有众议,说非徐光启及西洋传教士不能担此重任,但真正将此重任交给外国人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几经周折后,新上台不久的崇祯皇帝终于决定,由徐光启主持“历局”,延揽西士,采用西法,开始修改历法的工作。耶稣会士中邓玉函、罗雅谷,以及后来的汤若望服务其中。

1644年,当北京处于政权频繁交替、兵荒马乱之时,汤若望仍坚守在南堂,保护着尚未镌刻完毕的《崇祯历书》的木版。为了表明新朝顺天承运的合法性,入主北京的大清王朝非常需要有人替他们观测天象,颁布历法。摄政王多尔衮不但对汤若望加以保护,而且毅然将汤若望等编纂的新历更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在历书上批下了“依西洋新法”5个字。鉴于汤若望在天文历算领域的杰出才华和敬业精神,大清皇帝颁旨,任命汤若望为清王朝的钦天监掌印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此后,南怀仁、闵明我、庞嘉宾、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傅作霖、高慎思、汤士选、索若瑟、李拱辰等耶稣会士先后主持钦天监,翻译了大量西方天文书籍,铸造了若干大型天文仪器,并一再修订了历书。他们不仅供职于国家天文观象台,还在南、北两堂建有自己的小型的天文观象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其次是造炮。大明王朝到了熹宗的天启年间气数已尽,内忧外患接踵而至。1622年(天启二年),后金大军直逼山海关,威胁京师。徐光启、杨廷筠等上疏,言澳门葡萄牙之兵能操红夷大炮,勇猛无敌,可以借来御敌。又言耶稣会士皆博学宏深、多才多艺之人,宣来京城,于保国大有好处。天启皇帝遂命传教士进京,接着被称为“红夷”的葡萄牙人制造的大炮乘舟北上。1626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包围了山海关外的孤城—宁远。守卫宁远的明军将领袁崇焕将红夷大炮架上城墙。没想到这种西洋大炮威力无比,把每战必胜的八旗铁骑打得落花流水,连努尔哈赤也被打成重伤,不久忧郁而终。西洋大炮的使用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明军原来在善于骑射、长于野战的后金八旗面前一筹莫展,屡战屡败。自从有了西洋大炮,他们创立了“凭坚城用大炮”的新战术,多次击退后金的进犯,致使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数年不敢再围攻装备有西洋大炮的宁远、山海关等战略重地。

崇祯末年,皇太极的满洲八旗兵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对明王朝形成了钳形攻势,战争成了朝廷压倒一切的首要大事。这迫使崇祯皇帝朱由检求助于西洋的先进技术。买炮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了,需要自己制造大批量的这种具有较大杀伤力的武器。崇祯皇帝决定由汤若望来主持制造火炮。

1642年(崇祯十五年),在汤若望的设计和指导下,大小太监们一齐动手,先后铸造成数百斤和1200斤的两种大炮共20尊,经试验,威力很大,皇帝非常高兴,颁旨嘉奖,命再造500门。在这期间,他不但造出了优质的大炮,还与中国学者焦勖合著了《火功挈要》(又称《则克录》)一书。当然大炮并没能挽救了明王朝灭亡。

1674年(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起兵反清的3位汉族藩王吴三桂、耿精忠、尚守信)的战争打响了。皇帝命南怀仁负责修炮和造炮,南神父以不懂兵器和教士不应参与杀戮之事为由,竭力推辞,康熙帝甚为不悦,神父只好从命。南怀仁领旨后设计了一种轻型火炮,炮弹仅为3斤,炮身总重1000斤。在试射时,此炮射击100发,有99发命中目标,炮弹穿透4寸厚的木板。康熙得报大喜,命依样造20门,送到平藩前线。继而皇帝下令再造一种炮弹为8斤的炮,制成后试射时100发中96发,康熙兴致极高,亲自点炮,其中一发炮弹刚好落在前一发炮弹上,将其击碎。康熙当场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来赏给南怀仁。后来南怀仁又奉旨造了炮弹为10斤的炮,前后共铸造火炮130门,并撰写了关于火炮的制造和使用的《神威图说》一书,有力地支援了平定三藩,统一国家的战争。为此南怀仁进一步得到了康熙皇帝的信任,被授予工部右侍郎之职。

再次是绘图。康熙皇帝接受了徐日升、张诚等传教士的建议,从1708年起派遣在京外国传教士分赴全国各地,与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合作,以西方先进的测绘方法绘制中国地图。这项工程历时10年,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山遥瞻等数十名传教士参与其事,有的还以身殉职,最后于1718年在京汇总完成,命名为《皇舆全览图》。30年后,乾隆皇帝又派遣傅作霖、高慎思等传教士测绘新拓疆土,编成《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这两项工程浩大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是清代全盛时期的代表作,也是从康熙帝到乾隆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写照。当时处于鼎盛时代的中国统治者需要一部真实地反映帝国全貌的综合性的地图,以便来管理分布在广袤国土上的各级地方政府,征收赋税,兴修水利,防治水害,平息叛乱,维护朝廷对整个疆域的有效控制。而外国传教士的积极参与,则使它采用了欧洲先进的测绘方法,保证了它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在北京,外国传教士的另一“用武之地”是在外交领域。他们大多能通晓多国语言,熟悉国际交往的常规。而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国家频频向中国派遣使团,因此他们在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办理交涉时,担任了翻译的工作,实际上也起到外事顾问的作用。特别是在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时候,有专家认为,徐日升和张诚“起了保证实现康熙的意图的私人监督者的作用”[21]。

1655年(顺治十二年)7月20日,来访的荷兰使者正式向皇帝进献礼物。“当时内阁大学士坐在略高一点的凳子上,其座位的右边是两位满人,左面坐的是汤若望,充当翻译。”[22]7月30日,皇帝召汤若望到御前详细询问有关荷兰的情况。8月6日,朝廷将一份与荷兰的商务草约交汤若望征求意见。汤若望出于狭隘的国家和教派利益,迎合了中国传统的闭关自守倾向,阻挠了中荷建立正常商务来往。从中也可见他在外交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南怀仁也在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的外交接触中担任过不可缺少的角色。1676年(康熙十五年),俄国沙皇派遣使者来到中国。清政府知道南怀仁通晓多种欧洲语言,又会汉语和满语,就让他参与此次外交活动。

俄使到达北京后,南怀仁就跟随中国官员去宾馆拜会。南怀仁用拉丁文与俄使互致问候,交谈了一番。俄使高兴地说,感谢皇帝为我派来这样一名优秀的翻译。他不仅能口译有关两国君主的所有事务,而且还能逐字逐句正确地译出他的头衔和国事内容。通过南怀仁的桥梁作用,中俄互相承认了对方的主权国家地位,从而使彼此关系得以顺利地发展。10年后的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南怀仁又为荷兰外交使团担任过一次翻译。

1686年闵明我奉令游欧。康熙皇帝派他为驻罗马和莫斯科的私人大使,会见俄国沙皇,以便解决中俄在满洲边界的争端。

《尼布楚条约》是我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而且是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在尼布楚的谈判,是我国第一次与外国进行的平等谈判。当时自诩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了解,世界各国在平等地处理相互关系中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些称为“国际法”的公认准则。但是,由于康熙皇帝面对俄罗斯和噶尔丹两方面的威胁,不得不与俄国寻求一项妥协办法,以便集中力量平息噶尔丹的叛乱。他意识到,与以往对外交往所涉及的“对中国无关紧要的贸易”不同,此次谈判事关重大,“要和俄国讲和,以便可以无牵掣地去对付噶尔丹蒙古人。不但如此,他要求有一个尽可能严格约束俄国人的条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需要中国的谈判代表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还要了解国际间的通行规则,因为 “既要订立一个对俄国人具有最大约束力的条约,那么就必须按照国际法来订立,也就是说,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来订立”[23]。而当时的中国的官员没有与外国签订合约的经验,也缺少以平等、互惠的精神处理相关国家间的纷争的概念,也因此,西方传教士的参与是绝对必要的。

徐日升和张诚果然不辱使命,促成了条约的签订,使康熙皇帝的整个战略部署得以实现。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皇帝发布了利玛窦梦寐以求、为之奋斗了一生而没有得到的有关传教自由的诏书,就是对他们的回报。但是,他们原来期望从俄国得到的回报,即开辟从欧洲经由俄罗斯到中国的陆上通道,却没能实现。而且俄国因迁怒于他们对中国的效忠还关闭了耶稣会在俄国的机构。

其他的耶稣会士如戴进贤、刘松龄等,也曾受命承办过外交事务。1720年俄国使臣伊斯曼诺夫来华,戴进贤奉命作康熙皇帝的口头翻译,并将俄使的国书译成中文。1752年—1753年(乾隆十七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华,朝廷委派刘松龄主持接待。乾隆因其交涉成功特赏给刘松龄三品官的俸禄,外加白银2000两。

为宫廷服务,特别是为皇室服务,是中国皇帝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华、尤其是在京居住的第四个主要原因。万历皇帝破例让利玛窦居京的动机,就是负责维修他所钟爱的西式钟表。纪理安在他的“玻璃车间”里不仅造出了望远镜所用的镜片,也制造了各种各样豪华的灯罩和其他礼品。法国传教士用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皇帝便赐北堂给法国传教士,并题写了“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肇昭拯济大权衡”对联和“万有真元”的横批,以对天主教的理解和支持,表达了他对传教士救命之恩的感谢。雍正皇帝批阅奏折、办理公务离不开洋教士制造的眼镜。郎世宁、王致成作为乾隆皇帝的宫廷画师,在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领取俸禄。郎世宁、蒋友仁直接参与了圆明园内欧式建筑和园林的设计工作。还有其他不少的传教士成为宫廷的工匠、乐师和医生。

综上所述,由于国家在修历、造炮、外交和皇室服务方面的需要,作为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居住地的北京,成为西方传教士施展其各方面才华的最佳场所。这也就成为他们能够在一个“闭关自守”封闭帝国的封闭都城中长期存在,并使之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理由。

作为首都,原本就是文人精英荟萃之地。有记载云:“利玛窦在平常的日子,接待来访的人不下20批。每逢节日来访的人更多,每天接待的人达100人以上。”[24]再加上几年一次的全国的举子会试和官员的朝觐及大计,大量的文人和官员定期地聚集在北京。特别是在利氏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610年,既是朝觐之年又是会试之年,5000多名官员和5000多考生聚集在京师,无以数计的文人争相一睹利子之风采和教堂里的西洋奇器。利玛窦曾疲于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慕名来访者。然而西学、西器以及利玛窦等传教士撰写的和翻译的书籍,便正是以此为渠道,向全国扩散。

不仅如此,由于北京是明王朝的首都,实际上成为了“东方文明的交汇点”。裴化行写道:“尽管边境缉查严加限制,它(指北京)始终是吸引的中心,整个东方都围绕着它旋转。”“早在此时,朝鲜人就知道他(指利玛窦),因为他们每年都有使臣到北京来,不仅带回去商品,还带走书籍和科学情报。”[25]到作为西方科学文化展览馆的南堂,也经常出现在朝鲜人的笔下。黄时鉴先生《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26]一文作了专门的搜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此外,很多到北京贸易的穆斯林商人都认识利玛窦,以至“利玛窦名声远扬,甚至达到戈壁滩的尽头”[27]。虽然日本在朝鲜战争战败之后中断了与中华帝国的官方贸易,但民间交往的渠道并未完全断绝,《几何原本》很快就传到了日本。

可见,当时的北京不仅在中国范围内,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整个东方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