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与区域协同治理与发展
行政区划与区域治理同区域发展的联系一直是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成为国家战略,从区域协同治理与发展的视角探讨行政区划调整问题,更是成为相关研究的热点。梳理2017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于行政区划与区域协同治理与发展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切入点。
其一,是对行政区划与区域整体治理的分析。例如,吴金群和付如霞分析指出:在我国当前的区域治理中,出现了两种看似相反却又紧密相关的行政区划改革,一是通过县(市)改区,把原来独立性相对较强的县(市)整合到地级以上的城市当中;二是通过省管县改革,使市和县逐步脱钩成为分散独立的行政主体。文章认为,在整合与分散的博弈背后,蕴藏着效率与公平、集权与分权、政府与市场等多重价值的权衡。在实践中,这两种改革模式可以兼容共生。作为我国区域治理和行政区划改革的本质要求,市县协调发展旨在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域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合作共赢与协同共生,其意味着大中城市的高度发达与周边县域的普遍繁荣交相辉映,城市效率的充分提高与县域公平的广泛关注互相平衡,城市治理的逐渐完善与县域社会的良性发展竞相促进。在市县协调发展和区域善治的框架下,通过大都市区战略(强市)和强县战略(活县)的协调并举,可以实现整合与分散这两种改革模式的兼容共生。[13]此外,陈小卉和钟睿指出:随着人口、资本的快速流动,城市群地区跨界协调已经成为区域治理的现实话题。由行政分割带来的交通设施、生态环境、邻避设施等的跨界矛盾日益凸显,阻碍着区域的整体发展,因而寻求行之有效的区域协调路径势在必行。两位学者基于江苏省若干跨界协调规划案例,在总结区域治理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跨界协调规划作为政府主导型的区域治理新路径,规划具有行动性、过程性、政策性以及有限目标等特征,重点通过规划项目化运作来搭建横向对话平台,促进跨界项目的协调对接,实现区域的一体化发展。[14](https://www.daowen.com)
其二,是对行政区划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例如,罗玉波和张静通过整理2000—2015年山东省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区划调整对山东省的经济发展影响效果并不统计显著,这与采用传统的双重差分法分析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15]此外,陈刚和李潇利用1997年重庆市实施的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次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方法从劳动生产率视角再次检验行政区划调整对试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对试点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有促进作用,平均劳动生产率高出潜在水平22.48%。因此可以说,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试点城市形成政策和投资聚集洼地,改善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吸引高质量、大规模外来资金。[16]再者,孟祥林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的背景出发,分析指出:雄安新区的设立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也为京津冀行政区划调整打开了新局面。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京津冀发展的不协调问题,除了要将京津非核心职能向周边疏解,还要对京津冀的行政区划进行重新布局。在定州市和雄安新区从保定行政区划分离出来后,保定可以按照“一分为三”或者“一分为二”的方式进行区划布局,进而在冀中地区形成京津冀的城市化隆起带,带动冀北、冀东、冀南的行政区划调整,形成高效发展的城市团,最终使“空心拳头”的行政区划局面从根本上得以打破。[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