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动因及成效
从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的实践来看，围绕县级行政区进行的调整显然构成了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的最主要类型。作为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围绕县级行政区区划整合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行政区划研究的最主要问题点。梳理2017年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部分研究侧重于对撤县（市）设区的动因和政策效果进行综合考察，有的研究成果则侧重于考察区划调整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于县级政区行政区划整合的动因和政策效果，柳拯等结合重庆的案例分析指出：十八大以来，重庆市是全国撤县（县级市）改区数量最多的城市。调查研究重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实施效果，对于摸清中西部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在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重庆市撤县改区行政区划调整实施效果，主要表现在发展战略转型和发展水平提升两个方面。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方面，从进一步做好行政区划工作方面看，要适应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新形势、新要求，既抓好顶层设计和法规建设，也抓好制度实施和政策落实，为科学、法治、规范调整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供保障；另一方面，要注重行政区划调整实效，通过创新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细化、强化对行政区划调整实施的指导，更好地发挥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18]。
刘志慧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撤县设区现象，呈现出数量上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对城镇化的促进等特点。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假性城市化、缺乏指导标准、降低政府管理效率等问题，需要我们更加谨慎地对待撤县设区现象，采取科学、合理的手段和措施推进撤县设区工作[19]。赵彪、周成和庄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研究单元，定量分析了1985—2015年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的空间变动状况，发现在过去的30年间，县级政区变动经历了均衡设置阶段、县级市主导阶段和市辖区主导阶段；市辖区的变动轨迹呈现出“沿海”→“沿江”→“沿大城市群”变动的特征，县级市为“东中部”→“西部、沿边”的变动特征；新增的县级市和市辖区分布日益分散，向北和向西偏移的趋势明显；市辖区和县级市设置的变动方向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市辖区设置多为地理中心偏向，县级市设置多为省会偏向。[20]此外，范楠楠和虞阳指出：近年来，重启县级市设置纳入了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部署，众多省份的大批县级市设置申请正蓄势待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不容忽视的是，自1997年以来，县级市设置审批基本冻结的20年来我国县级市的内涵逻辑乃至发展环境等已发生深刻转变；同时，县级市设置还面临着制度供给缺乏的束缚、府际多重博弈的制约、人口流动变化的挑战等深层难题。在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导向下，县级市的设置必须针对深层难题确立相应的治理策略，否则将严重影响设市的预期效果，甚至引发新风险。[21](https://www.daowen.com)
关于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宣卫红、戴军和苑惠丽通过对2012年和2013年南京市“撤县并区”前后两年的城镇空间作用力进行分析，发现尽管“撤县并区”前后人口和区域面积变化幅度低于5%，但是其城镇空间作用力增长幅度较大，达到11%—30%。同时，各区县生产总值（在地口径）有较大幅度提高。说明这次行政区划的调整，并未直接影响到空间资源的变化，但却能够统筹规划，优化产业结构，集中资源配置，对发展经济起到了助推作用[22]。叶初升和高洁认为县改区政策本身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正的经济绩效，但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高低不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各地区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从县改区执行过程中可以看到，存在不满足条件但仍然进行了撤县设区的地区，说明在执行前期即存在一定问题未得到重视。为此，应循序渐进有序进行县改区，因地制宜实施行政区划调整，严格执行政策，加强政策实施后的监管，充分利用工业带动作用，转换政府职能进一步放开市场管制。[23]此外，耿艳芳分析指出：1990年以来，撤市设区成为我国大城市旨在扩大城市发展空间、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矛盾的重要行政区划手段。在市场经济活跃的我国东部地区，撤市设区对促进资源有效整合、转变区域发展模式、助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弊端。[24]
游士兵和祝培标基于1997—2014年长江流域192个县级市的统计年鉴数据，考察了“撤县设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县改区”政策确实能够给县域经济注入活力，并且通过研究随着时间推移各大经济指标的变化规律，发现政策实施时间越早，对经济促进作用越明显。[25]韦欣分析了全国范围内县级区划改革对地区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发现县级区划变更导致新企业进入数下降，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因此，政府在进行县域区划调整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县区的异质性，避免贫富差异的加剧。[26]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主要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探讨了县级行政区的行政区划整合问题。例如，刘天乔、饶映雪指出：县市是我国最基本的行政管理层次和经济单元。适度规模是县市政区调整的基本目标。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县市的界定更加复杂，县市的行政管理职能较为完善，但城乡分类管理不明确，县级行政区级别较低，自主管理权限较弱，区划差异悬殊。因此，合理设置地方政府机构、调节县市管理幅度、完善区划法律体系、因地制宜缩小或扩大行政区规模、减少行政层级，是我国县市政区调整的合理路径。[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