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行政区划调整与政权建设

关于基层行政区划调整与政权建设，部分学者从全国整体层面考察了近年来基层行政区划调整中存在的问题。例如，李金龙和闫倩倩分析指出：在当前新一轮乡镇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部分地区过分注重高速度、高指标，存在行政区划调整标准超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超越本地城镇化实际水平以及超越当前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等诸多激进迹象。因此，建议决策者调整思想上的“左”倾幼稚病，其中，国家长期实行赶超式的发展战略以及相应法律制度的缺失是导致其过激的主要原因。有必要从确立可持续的调整原则、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设计调整的战略规划、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和真诚邀请公众参与等方面，对当前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激进现象予以逐步消弭。^[28]此外，黄建红和颜佳华以长沙市望城区为例，进行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历史梳理，发现乡镇政府自建立以来，也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全能型管理”职能模式、改革开放时期的“偏重乡村发展”职能模式、市场经济时期的“乡村与城镇并重”职能模式及城乡一体化时期的“偏重城镇发展”职能模式等一系列职能转变。因维护基层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向前发展的需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互动。这种互动逻辑对于我国当前和未来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作用。^[29](https://www.daowen.com)

也有部分学者则主要对基层行政区划调整与政权建设问题进行了案例分析。例如，刘海燕、卢道典和宋国庆结合上海基层行政区划调整和政权建设的实践指出：目前，上海郊区乡镇行政区划体制及资源配置方式具有滞后性和不适应性，迫切需要调整和转型，包括撤乡设镇、撤镇（乡）设街、乡镇合并及逆向调整等多种形式，进而从乡镇行政区划体制上释放新的动力，达到优化上海大都市政区格局和功能体系建设的目的。^[30]此外，顾皓、杨熙宇和冯波以洪泽县撤县设区后黄集街道为例，分析指出：大城市建成区外拓和行政区划重组，促进了城镇空间的优化，为融合地区小城镇发展提供了契机，但城镇发展问题也相伴而生。因此，鉴于大城市空间拓展和行政区划重组带来的城镇在区域定位的提高、城镇职能多元、物质空间演进和负外部性效应等方面的影响，应探讨积极城镇化的应对策略，并给出城镇职能适应区域形势、产业差异化协调创新发展、生态引领和关注公共健康的建议。^[31]